中国佛教来源于印度佛教，在精神文化上，保留了印度佛教的本质

提到佛教，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佛教是著名的文化学派。而我们今天就聊一聊中国佛教的故事。中国佛教来源于印度佛教，保存了印度佛教的精神本质，它是古印度文化在中国文化圈内的移植。但中国佛教又有别于印度佛教，经过长期的选择、改造和重构，它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从而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佛教对古印度文化既是一次重大变革，又是一次系统总结。从而成为当印度文化的代表。古代印度文化充满着宗教色彩。人们歌颂自然，崇拜自然，比如他们崇拜的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等都是自然现象的神话。在古印度，使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是祭祀，由此形成的婆罗门教在当时一直是印度社会的统治思想婆罗门祭司则是社会上最有权势的阶层。

婆罗门教的经典《奥义书》富于想象，充满隐喻，令人难以捉摸。但其中最有影响的观念是生死轮回的宇宙观，它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变化转生之中，世界是无常的又是连续的。“梵”是宇宙的本体，是宇宙的主宰。万事万物都是由“梵”现化而成，故“梵”是永恒的。而人、神、动物及所有事物都不过是生死轮回过程中的暂时现象。从个人内心观察，“我”是个人的本体和主宰，人的身体由“我”而生，人的活动由“我”而起，外界万物也都因“我”而存在，所以“我”和“梵”本来不二。

现世的“苦”是生死轮回中前世的“业果”，而现世的行为又将在来世中得到“业报”。人们只有经过修行以达到梵我一致的境地，才能摆脱生死轮回的无尽苦海。公元前六世纪时，古印度社会出现了许多反婆罗门的思想流派，称为“沙门思潮”。“沙门”即出家人的意思。这些人大多舍弃了世俗生活，退隐到深山丛林沉思默想。他们以苦行、禅定、智慧取代了祭祀，他们对人生、对自然提出了种种新的认识。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从缘起理论出发，对宇宙人生进行了分析。认为宇宙和人生中没有“神”的主宰。一切存在都是因缘所生。过去的积累是因，现在的是果；现在的积累为因，将来的为果。因果重重，相续无尽，上溯过去无始，下推未来无终。宇宙本为时空概念的组合，宇宙间一切事物无时无刻不是前后相续，刹那变灭着的；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由各种现象相互关联所造成的，然后经过成、住、异、灭的四个阶段，又孕育了新的生命。

只要我们破除了法、我两执，便能领会宇宙人生的真谛，达到“无我”的佛的境界。佛教的思想学说大致可以分为“宗行”和“教义”。前者以传说中的灵山法会、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不立文字、不加言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心心相印为宗旨，形成一种称为“教外别传”的禅学系统。

在佛教创立之后，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复杂的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主张平等、慈悲的道德伦理观念；形成了规范信徒的宗教生活，激发信徒宗教情感的礼仪制度；形成了传播和强化佛教思想的文学艺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佛教文化几乎涵盖了整个印度社会生活

西汉末年，佛教从印度经中亚西域地区传入中国内地。从此，中国佛教开始在印度佛教的母体里孕育、诞生，最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印度佛教诸佛诸菩萨，虽然仍为中国佛教徒所顶礼膜拜，但他们的地位、形象和文化涵义都发生印度佛教有大小乘之分。从释迦逝世后到龙树出世为小乘佛教时期，龙树之后为大乘佛教时期，最后为密教时期。

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这不仅因为佛教传入中国时正当印度大乘佛教兴盛期，故最先流入中国的主要是大乘经典；更重要的还在于大乘佛教关于入世舍身、普度众生的主张契合中国的文化传统。

中国人对佛教的选择不但表现为在大小乘之间选择了大乘佛教，而且还表现为对大乘经典本身的选择。在印度，《大品般若经》、《中论》、《解深密经》和《瑜伽师地论》是大乘主要经典，但它们在中国佛教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相反，在印度影响并不太大的一些经典。

而且以其中某些经典为依据而分别创立的天台、华严和净土诸宗，还成为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印度佛教中的禅学在中国更是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中国佛教徒继承了印度佛教运用直觉思维追求终极目标、理想境界的方式，但又不止于此，而是进一步发展了以顿悟为特征，重内证、重自觉的禅悟思维，以及形成了“无念为宗”等参究方法。

约从公元五世纪时，印度菩提达摩东来，经历了达摩禅、东山法门、南宗禅，建立了带有老庄化、玄学化的中国禅宗，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主流，并直接渗入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诚如近代佛学家太虚大师所说：“中国佛学特质在禅。”中国佛教文化的这一特色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吸收、改造和发展。

印度佛教经典是中国佛教理论的基本来源。从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一千年间，翻译佛经一直被当作最主要的事业。印度佛经除《陀罗尼经》外，全部译成了汉语。佛教翻译家们的态度非常认真，有一套严格的工作程序，许多经典往往译再译，有的甚至重译十次以上。据统计，汉译佛经全部约一千五百部，近六千卷，完成了世界翻译史上规模无比庞大的汉文《大藏经》。

佛经的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上的变化，也涉及某些思想内容的变化。在译经过程中，中国的汉语特点、思维特点和传统观念直接影响到对印度佛教的理解与接受。为了使中国人能看懂佛经，译者不得不釆取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和术语，而导致原意的某些变异。同时译者还往往运用选、删、节、增和编译等方法对佛经内容作出调整，使之和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相协调。

印度佛教的本来面貌就此被消融于中国汉语的思维形式中。中国佛教徒不仅翻译佛经。还编写了诸如章疏、论注、经典、善书、史传之类的各种佛教典籍。据统计这类著述共约六百部，近四千二百卷，它们构成了汉文《大藏经》的另一组成部分。可以说汉文《大藏经》是中国人用自己语言理解佛教的结果，也是中国佛教文化的象征。而对于这个话题，你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