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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爱做罗汉画,原来是为了表达这些意思

发布时间:2024-08-14 05:39:03作者:普门品全文网
古人爱做罗汉画,原来是为了表达这些意思

罗汉造型艺术是中国佛教美术题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菩萨像、佛像等流传广泛,其形式主要表现为绘画和雕塑。罗汉,即梵文音译“阿罗汉”的简称,是佛教声闻四果中的极果,意为“杀贼”,“不生”,“应供”等,杀贼,即杀尽烦恼之贼,不生,即解脱生死不受后有之意,而“应供”,即应受天地人间的供养。罗汉是佛陀弟子修证的小乘最高果位,已脱离烦恼,证入涅槃。但在佛教的四圣中,罗汉尚处于初位,位列缘觉,菩萨,佛之后。至阿育王时期,四大罗汉被发展为十六罗汉,罗汉皆具三明,六通等无量功德,能及与施者大果报,成为护法和长生的化身。东汉以来,随着佛教传入东土,罗汉也被介绍至中国。史料记载,东汉安世高翻译的《请宾头卢法》之中的“宾头卢”,是最早被提到的罗汉,宾头卢也是佛祖涅槃时的四大护法比丘之一。

唐代玄奘译《法住记》之后,中国的罗汉信仰及其与之相关的造型艺术开始迈入一个新的阶段。结合中印佛教艺术发展史来看,罗汉起源于古印度,在其佛教艺术中也出现过与罗汉有关的造型艺术,邓椿《画继·卷十·论近》中记载:西天中印度那烂陀寺僧多画佛及菩萨﹑罗汉像,以西天布为之。其佛相好与中国人异,眼目稍大,口耳俱怪,以带挂右肩裸袒坐立而已。

可见,作为佛教艺术一部分的罗汉艺术,在古印度时期应是佛教僧徒独立创造的成果。罗汉形象见之于东土绘画,据《佩文斋书画谱》记载,东晋戴逵曾绘《五天罗汉像》,这应是文献中出现的最早的罗汉绘画。此外,宋代编撰的《宣和画谱》记载,后梁武帝时期张僧繇也曾创作《十六罗汉像》。张僧繇是南北朝时期的佛画高手,善用天竺凹凸法,一改顾、陆“秀骨清像”的风格特点,世称“张家样”,张彦远曾收藏其《定光如来像》。戴逵与张僧繇的罗汉绘画今已失传,今天只能以北朝石窟佛寺的壁画作为参考,这些壁画中的罗汉形象大都呈悲苦哀戚状。造像方面,杭州烟霞洞吴越国时期的十六罗汉圆雕坐像,为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罗汉造像艺术。文献记载,五代至两宋时期是中国罗汉图像艺术的黄金时期,五代时期的画家张玄、孙知微、贯休、王齐翰以及宋代李公麟、林庭珪皆为罗汉绘画的高手。其中,张玄曾作《十八罗汉图》,王齐翰曾作《应运罗汉》十六幅,林庭珪、周季常作《五百罗汉洞中入定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五代以后,由于人物造型和笔法特点方面的差异,罗汉绘画逐渐形成两大类别,即以张玄为代表的“世态样”和以贯休为代表的“野逸体”。关于两人的艺术风格,《宣和画谱》中提到:世之画罗汉者,多取奇怪,至贯休则脱离世间骨相,奇怪益甚。元所画得其世态之相,故天下知有金水张元罗汉也。

张玄为罗汉绘画“世态相”的最初发轫者,其罗汉形象既带有护法住世的宗教意味,又具有如世间人物百态一般的世俗之感,故深受推崇,这与贯休“黝然若夷獠异类,见者莫不骇瞩”的罗汉形象有很大差异。入宋以后,这种体现世态样式的罗汉画,随着文人画和风俗画的兴起,在北宋又呈现出文人化的审美取向,其世俗化的意味被进一步加强。在前代的基础之上,风格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有细致精密一类,也有清淡白描一类,也有粗放野逸的类型,总体上而言,一方面继承了以贯休为代表的古怪野逸式的画风,即“禅月样”。另一方面,在张玄世态样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以李公麟为代表的世俗式“龙眠样”两种类型。“禅月样”是以贯休“禅月大师”的法号演化而来,其发轫于四川,故也称“巴蜀派”,笔法磊落纵横,而“龙眠样”却是白描简淡的逸品画风。从作品存世情况来讲,大多已失传,但日本尚存多件宋代画风的罗汉像作品。

其中,现藏日本清凉寺的《十六罗汉像》是流传至今的北宋佳品,据《扶桑略记》考证,为宋太宗时期流入日本,线条细密劲锐,其风格介于贯休与李公麟之间。另有日本皇宫内厅本《十六罗汉像》,笔法呈明快磊落之势,与贯休“禅月样”风格相近,传为其真迹或北宋摹本。此外,日本高台寺也藏有一件《十六罗汉像》,画风亦似贯休,据考证为南宋时期摹本。“龙眠样”是宋代罗汉题材绘画的主要样式之一,其创立者李公麟一生笃信佛教,与佛教绘画渊源深厚,这是他致力于佛像及罗汉题材绘画的根本原因。他在罗汉绘画艺术中创立起的,这种独具个人风采的龙眠样式,是他善于与画中“运奇部巧”的体现,同样也是其佛教绘画文人化的表现。作为文人画家的李公麟,其佛像全法吴生,大才逸群,史料记载其笔下佛像:“每务出奇立异,使世俗惊惑而不失其绝胜处。”足见他在佛像画方面有着深厚的基本功,这也是其罗汉绘画成就卓然的原因。

关于李公麟的“龙眠样”罗汉画,近代学人也有一些不同看法,甚至怀疑其是否真正创作过罗汉画,认为“龙眠样”只是后人的附会,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首先,李公麟的绘画非常全面,无论鞍马,人物,山水,花鸟,佛像等题材都有涉猎,罗汉画作为宗教画的一部分,在宋代颇为盛行,他不会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艺术创作。其次,在李公麟之前和之后多有优秀的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画家存在,如吴道子,赵孟,陈洪绶等,如果李公麟没有进行过罗汉画的艺术实践,又为何会出现“龙眠样”的艺术形式,显然解释不通。

他一生创作过大量的罗汉题材绘画,仅《宣和画谱》就收录有:《渡海罗汉》、《罗汉》、《十六罗汉渡水图》、《十八罗汉渡海图》、《过海罗汉》、《大阿罗汉》、《白描罗汉像》、《五百罗汉》等。从上述这些李公麟创作的罗汉题材绘画,可以推断出罗汉题材在宋代得到了扩展,由十六罗汉到十八罗汉,再到五百罗汉。需要指出的是,古印度佛经中并无五百罗汉的记载,这里的“五百”并不指固定的数字,“五百”在古印度形容众多之意,它随着汉地佛教对罗汉的崇奉,慢慢演化出五百罗汉的传说,其形象也自然进入造型艺术之中。

关于十六罗汉到十八罗汉的形象扩展,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增加了降龙罗汉与伏虎罗汉。画史记载中李公麟创作的十八罗汉究竟为哪十八位,尚不清晰。

可惜李公麟的“龙眠样”罗汉绘画,并无可信真迹传世,但我们可以从与他同时代的文人画赞中探究其风貌特点。在文人画兴盛的北宋熙宁元丰年间,李公麟同时代的苏轼,黄庭坚,秦少游等人皆爱罗汉绘画,题罗汉画赞也成为当时的文人风尚之一,如苏轼曾作《题禅月罗汉画诗》和《张玄画十八罗汉颂》,秦少游曾为李公麟的《五百罗汉图》题记,从这篇题记中可以看出,李公麟笔下的罗汉形态动作各异,有说法者,有显神通者,亦有向饿鬼布施者,场面生动有趣,充满世俗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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