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佛的教诫与今日世界

有些人相信,佛学体系极其崇高卓绝,非一般生活在碌碌尘世里的男女所能实践;假使他想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的话,必须要离世弃俗,住到寺院里或是其他僻静的处所去。

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观念,显然是对佛的教诫缺乏了解所致。达到这种轻率而错误结论的人,都因为只是偶然听到或读到某些佛教的读物,而这些读物的著者本身对佛教的面面观并没有充分了解,因此他所发表的见地也是片面而偏差的。佛的教诫,不仅是为了寺院中的僧众而设,也是为了住在家庭中的普通男女。代表佛教生活方式的八正道,是为了一切的人而设,没有任何分野。

这世间绝大多数的人,不能出家做和尚,或住到山林洞窟中去。不论佛教是多么纯净而高尚,如果广大的群众不能在今日世界的日常生活里受持奉行它,它就将一无用处。可是,如果你能正确的了解佛教的精神(而不囿于它的文字),你自能一面过著普通人的生活,一面遵行其教诫。

也许有若干人会觉得住在边远之处与世隔绝,比较易于接受佛法。但也有些人也许会觉得这种离世的生活,会使得他们整个身心都变得沈郁滞钝,不利于发展他们的精神与理智的生活。

真正的出离,并不就是将此身离开尘世。佛的大弟子舍利弗就说过:一个人可以住在林间修苦行,心中仍然充满了染污不净的思想。另一个人住在乡镇里,也不修苦行,可是他心境澄朗,了无微瑕。两者之中,舍利弗说,在乡镇中过清净生活的人,远胜于住在林间的人,也要比后者为伟大。﹝注一﹞

一般相信遵奉佛教必须离世,是一项错误的观念。这实际上是为不愿实行佛教而作的一项下意识的辩护。在佛教典籍中,有无数的事例,证明过著普通正常家庭生活的人,都能够很成功地实行佛的教诫,证入涅槃。游方者婆嗟种(在无我章里已经介绍过的)有一次直截了当地问佛,过著家庭生活的男女居士,有没有实行佛教而成功地达到很高的精神境界?佛毫不含糊地说,像这种居家的男女成功地遵行佛教而达到很高的精神境界,不止是一个两个,一百个两百个,甚至五百个,而是比五百个还要多出多多。﹝注二﹞

对于某些人,远离尘嚣到一处清净的地方,去过绝世的生活也许合适。可是能与众人共处,实行佛教,为众服务,施以济度,自然更是勇敢而值得赞美。但在某些情形下,也许隐居一时,先将心胸性格陶冶一番,作一番道德、精神与理智方面的初步磨炼,到力量充实之后再出山度人,也未尝不好。可是一个人如果终生独居,只顾到自己的快乐与解脱,不关心余人的疾苦,这就和佛的教诫决不相符了。因为佛教是建立于友爱、慈悲、与为人服务的基础上。

有人也许要问:如果常人可以过在家的生活,而仍能修习佛法,为什么佛要创立和合僧团呢?殊不知僧伽是专为了某些志愿献身的人而设的。这些人不但要发展自己的精神及心智,而且立志要为人类服务。一个有家有室的居士,不能期望他将一生整个地奉献出来为人群服务。和尚因为没有家室之累,也没有其它俗务的羁绊,可以根据佛诫将全部身心贡献于‘增进多数人的福祉,增进多数人的快乐’。在历史过程中,佛教寺院不仅成为宗教中心,也成为学术文化的中心,其起因就是这样的。

佛是何等重视居士的生活以及他家庭与社会关系,从《善生经》(巴利文《长部经》第卅一经)中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名叫善生的男子,一向都遵守他父亲临终时的遗命,礼拜虚空的六方──东、西、南、北、上、下。佛告诉他说,在佛教圣律中的六方,与他的不同。根据佛的圣律,那六方是:东方──父母,南方──师长,西方──妻儿,北方──亲友邻居,下方──奴隶佣工,上方──宗教信徒。

“应当礼拜这六方,”佛说。这里,“礼拜”一词意义重大。因为,人所礼拜的,一定是神圣的、值得尊重敬仰的东西。上述六类家庭和社会份子,在佛教中就是被视为神圣的、值得尊崇礼拜的了。可是怎样礼拜法呢?佛说,只有对他们敦伦尽分,才算是礼拜。这些职分在《佛说善生经》中都有解释。

第一:父母是神圣的。佛说:“父母就叫做梵摩。”“梵摩”这一名词在印度人的心目中,代表的是最高、最神圣的观念,而佛却将双亲也包括在这里面。因此,在现今良好的佛教家庭中,儿童们对于家长每天朝夕都要各礼拜乙次。他们必须根据圣律对双亲尽某些职分,诸如:在双亲年老时负起扶养之责;代表双亲尽他们应尽的本分;保持家庭传统于不坠而且光大门楣;守护双亲辛苦积聚的财富勿令散失;于他们死后遵礼成服,妥为殡殓。轮到了父母,他们对子女也有某种责任:应避免子女堕入恶道,教令从事有益的活动,予以良好之教育,为他们从良好的家庭中择配,并于适当时机以家财付与。

第二:师弟关系。弟子对师长必须恭敬服从,师有所需必须设法供应,并应努力学习。另一方面,老师必须善为训练弟子,使成良好模范;应当谆谆善诱,并为他介绍朋友;卒业之后更应为他谋职,以保障他生活的安定。

第三:夫妇关系。夫妇之爱,也被视为几乎是宗教性而神圣的,这种关系,叫做“神圣的家庭生活(居家梵行)”。

这里面“梵”字的意义又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说,这种关系也是应当付予最高敬意的。夫妇应当彼此忠实、互敬互谅,向对方尽其应尽之义务。丈夫应当礼遇其妻,决不可对她不敬。他应当爱她,对她忠实,巩固她的地位,使她安适,并赠以衣饰珠宝,以博取她的欢心。(佛甚至不忘提醒丈夫应以礼物赠与妻子,足见他对凡夫的情感是何等了解、同情而具有人情味。)轮到妻子的时候,她应当照顾家务,接待宾客、亲友和受雇的佣工;对丈夫爱护、忠实、守护他的收入,并在一切活动中保持机智与精勤。

第四:亲邻关系。对于亲友邻居彼此之间均应殷勤款待,宽大慈惠。交谈时应当态度愉快,谈吐优雅。应为彼此之福祉而努力,并应平等相待,不可诤论。遇有所需,应互为周济,危难不相背弃。

第五:主仆关系。主人或雇主对他的雇工或奴仆也有好几种义务:应视其人的能力才干,分配工作及给以适量之工资;应提供医药服务,并应随时酌发奖金。雇工奴仆应勤勿惰,诚实服从,不可欺主。尤其应该忠于所事。

第六:僧俗关系(也就是沙门梵志等出家人与在家居士间的关系)。在家众应当敬爱出家众及供养他们的物质需要。出家人应以慈心教在家众,以智识学问灌输给他们,引导他们远离邪恶走向善道。

由此可见,居士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已包括在圣律之中,而为佛教生活方式结构之一部,佛盖早已有见于此了。

因此,在最古老的巴利文原典之一的《杂部经》中,诸天之王──帝释,就曾宣称他不但尊奉有德的高僧,也尊奉广修善行以正道持家的有德居士。﹝注三﹞如果有人想做佛教徒,也可以毋须举行任何入教仪式(或洗礼)(但要成为僧伽的一员──比丘,则必须接受一段很长时间戒律方面的训练和教育),只要他对佛的教诫能够了解,也深信佛所教的是正道而尽力遵行,他也就可以算是一个佛教徒了。但在佛教国度里,依照历代相传不绝的传统,他尚须皈依佛、法(佛的教诫)、僧(比丘团体)──统称三宝,遵守五戒──居士所应尽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本分,和读诵经偈。这样才能被承认为一个佛教徒。这五戒是:(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遇到宗教节日或法会等,佛教徒们常聚集一处,由一位比丘领著大众,共诵经赞。

做佛教徒,毋须举行任何仪式。佛教是一种生活方式,主要的是要遵守八正道。当然在所有佛教国度里,都有在法会时举行简单而优美的仪式。寺院里也有供奉佛像的佛龛、塔和菩提树,以供教徒瞻拜、献花、点灯、烧香。这种仪式,却不能与神教的祈祷相比。它只是为纪念一位指示迷津的导师所表示的仰幕之忱而已。这些传统的仪式,虽然是不必要的,却也有其价值。它能满足若干心智能力较低的人们宗教情绪方面的需要,而逐渐诱掖他们走上佛法的大道。

以为佛教是只注重崇高的理想,高深的道德与哲学思维,而不顾人民的社会与经济利益的人是错了。佛是很关心人类的快乐。可是他也很知道,如果物质社会环境不佳,想过这样的日子是困难的。

佛教并不认为使物质生活舒适,就是人生的目的。它只是达到一个更崇高的目的的条件。但是这条件却是不可缺少的。要想为了人类的幸福,达成更高的目标,这条件是少不了的。因此佛教承认,即使一个和尚在僻静的地方独自修习禅定止观,要想修习成功,最低限度的物质环境仍是必需的。﹝注四﹞

佛并不将人生与它社会经济背景的关系剥离。他将它视为一个整体,顾到它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每一面。他有关伦理、精神与哲学问题的教诫,知道的人不少。可是关于他在社会、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教诲,就少有人知了。这情形尤以在西方国家为然。但这方面的经典,散见于古佛籍中为数极多。现在试举几个例子如次:

《巴利藏长部经第二十六经》(Cakkavattisihanada Sutta)中明明白白地说贫穷是一切非义与罪行之源。诸如偷盗、妄语、暴行、憎恚、残酷等,莫不由此而生。古代的帝王,和现代的政府一样,尽力想以惩罚来抑止暴行。同在这《长部经》里的另一经 Kutadanta Sutta中已说明这种方法是何等的徒然。它说这种方法绝不能成功。反之,佛倡议要芟除罪恶,必须改善人民的经济状况:应当为农人提供稻谷种子和农具,为商贾提供资金,对雇工给予适当工资。人民都有了能够赚到足够收入的机会,就会感到心满意足,无有恐怖忧虑,结果就国泰民安、罪行绝迹了。﹝注五﹞

因为这缘故,佛就告诉在家众,改进经济的状况是非常的重要。但这并不是说他赞成屯积财富,贪求执著。那是和他的基本教诫大相迳庭的。他也不是对每一种的谋生方式都同意。有几种营生如制造贩卖军火等,他就严词斥责,认为是邪恶的生计。这在前文已经讲过。

有一个叫做长生的人,有一次在拜访佛时说道:“世尊啊!我们只是普通的居士,与妻子儿女一起过著家庭生活。可否请世尊教我们一些佛法,能使我们在今生后世都享有快乐?”

佛即告诉他有四件事可使他现生得到快乐。第一:不论他从事那种职业,必须求精求效,诚恳努力,并熟谙其业务。第二:对于以其本身血汗换来的收益,必须善加守护(此处所指的是要将财物妥为收藏,以免为宵小所觊觎等。这些观念必须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一起考虑。)第三:须亲近忠实、博学、有德、宽大、有智而能协助他远离邪途、走入正道的善知识。第四:用钱必须合理而与收入成比例,不可靡费,亦不可悭吝。意即不可贪心积聚财富,亦不可奢侈挥霍。换言之,应当量入为出。

接著,佛又解说四种可以导致在家众身后快乐的德行。(一)信:他应当坚信道德精神与理性的各种价值。(二)戒:他应当克制自己,不毁伤、杀害生物,不偷盗、欺诈,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三)施:他应当奉行慈惠,对于财富无所贪著。(四)慧:他应当发展能够导致彻底灭苦、证入涅槃的智慧。﹝注六﹞

有时候,佛甚至于谈到如何用钱、如何储蓄的细则。比方说,他告诉善生童子,应当以他收入的四分之一作为日常费用,把一半投资在事业上,再把四分之一存起来以备急需。﹝注七﹞

有一次佛告诉他的一位最忠诚的在家弟子,也就是为佛在舍卫国兴建有名的祇园精舍的大富长者给孤独说:过著普通家庭生活的居士,有四种乐趣。第一:能享受以正当方法获得足够的财富与经济上的安全感。第二:能以此财富慷慨的用于自己、家人及亲友身上,并以之作种种善行。第三:无负债之苦。第四:可度清净无过而不造身口意三恶业的生活。此中可注意的是:四项中倒有三项是经济的。可是,最后佛还是提醒那位富翁,物质与经济方面的乐趣,比起由善良无过失的生活所生起的精神乐趣来,尚不及后者的十六分之一。﹝注八﹞

在以上所举几个例子看来,可见佛认为,经济的福利对人生的乐趣是有其必要的。可是,他不承认仅是物质而没有精神与道德基础的进步是真正的进步。佛教虽然鼓励物质方面的进步,但其重心永远是放在精神与道德的开展方面,以谋求快乐、和平而知足的社会。

佛对于政治、战争与和平,也同样的清楚。佛教提倡宣扬和平非暴,并以之为救世的福音。他不赞成任何形式的暴力与杀生,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毋须在这里,多所辞费。佛教里没有任何可以称为“正义之战”的东西。这只是一个制造出来的虚伪名目,再加以宣传,使成为憎恨、残酷、暴虐与大规模屠杀的藉口与理由而已。谁来决定正义与不正义?强大的胜利者就是正义,弱小的失败者就是不义。我们的战争永远是正义的,而你们的战争就永远是不义的了。佛教并不接受这样的论点。

佛不仅教导和平非暴,更曾亲赴战场劝阻战事之发生。释迦族与拘梨耶族因争卢呬尼河水,而准备诉之干戈的时候,佛出面阻止,即为一例。有一次,也是由于他的一言阻止了阿阇世王攻略跋耆国。

佛世和今天一样,也有不以正义治理国家的元首。人民受到压榨、掠夺、虐待与迫害、苛捐杂税、酷刑峻法。佛对这种不人道的措施,深感悲悯。《法句经》觉音疏中记载著说,他因此转而研究开明政府的问题。他的见地,必须与当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背景一起考虑,才能体会其意义。他使人了解一个政府的首脑人物们──君主、部长以及行政官吏们──如果腐败不公,则整个国家亦随之腐化堕落而失去快乐。一个快乐的国家,必须有一个公正的政府。这样一个公正廉明的政府如何能实现,在《佛本生经》﹝注九﹞里的十王法(国王的十种职责)经Dasa-raja-dhamma Sutta中,佛曾作过解释。

当然,古代的“国王”一词,在今天应当用“政府”一词来代替。因此,“十王法”可适用于今日的一切政府官员,例如国家的元首、部长、政界领袖、立法及行政官吏等。

十王法中的第一法条是豪爽、慷慨、慈善。执政的人,不可贪著财产,应当为了人民的福利而散财。

第二:须有高尚的道德品性。绝不可杀生、欺诈、偷盗、剥削他人、邪淫、妄语及饮酒。也就是说,他最低限度必须能严守居士的五戒。

第三: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准备放弃一切个人的安乐、名声,乃至生命。

第四:诚实正直。执行职务的时候,必须不畏强梁,不徇私情,正心诚意,对人民无惘无欺。

第五:仁慈温厚,性情和煦。

第六:习惯节约,生活简单,不耽奢华,克己端严。

第七:无嗔无恚,亦无怨毒。不怀芥蒂,不念旧恶。

第八:不尚暴力。不但本身不肯伤害他人,并应尽力提倡和平,阻遏战争以及一切运用暴力毁伤生命之举措。

第九:忍耐、自制、宽容、谅解。必须能够忍受困苦艰辛、讥刺横辱,不生嗔怒。

第十:不为反逆梗阻之事。就是说,不做违反人民意愿之事,不梗阻任何有利人民的措施。换言之,治理人民,应与人民和谐相处。﹝注十﹞

一国当政之人,如果具备有上述的德性,不用说,这国家一定是快乐的。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在印度过去的时代中,就曾有过如阿输迦(阿育王)的国王,完全以前开的法条为其立国之本。

今天的世界,经常处于恐怖、猜疑、紧张之中。科学所产生的武器,足以造成不可想像的毁灭。强国们挥舞著这种新式的死亡的工具,互相威胁挑衅,厚颜地互相夸耀各自的能力可以比对方造成更巨大的破坏与痛苦。

他们沿著这条疯狂之路前进,已到了一个地段,只要再向前迈进一步,其结果除了互相消灭并连带将全人类一齐毁掉之外,别无他途。

人类对于自己所造成的情况,深感恐惧。亟想找一条出路,谋求某种解决办法。但是除了佛所指示的以外,再没有别的方法。佛的福音就是非暴、和平、友爱、慈悲、容忍、谅解、求真理、求智慧、尊重一切生命、不自私、不憎恨、不逞强。

佛说:“仇恨永不能化解仇恨,只有仁爱可以化解仇恨,这是永恒的至理。”﹝注十一﹞又说:“应以慈惠战胜嫉忿,以善胜恶,以布施胜自私,以真实胜虚诳。”﹝注十二﹞

只要人类一天渴想征服他的同胞,人间就一天不会有和平快乐。如佛所说:“战胜者滋长仇恨,战败者于哀痛中倒下。胜败俱泯的人才是快乐而和平的。”﹝注十三﹞唯一能带来和平与快乐的征服是自我的征服。“有人能在战阵中征服百万雄师,但是征服他自己的人,虽然只征服了一个人,却是一切战胜者中最伟大的。”﹝注十四﹞

你要说这一切都很美、很高尚、很超绝,但是不切实际。互相憎恨就切实际吗?互相杀伐,像生存在丛林里的野兽一样终朝战战兢兢猜疑恐惧,是不是这样更切实际更安逸?曾有仇恨因仇恨而消解的吗?曾有邪恶被邪恶所战胜吗?可是却至少有若干个别的例子证明仇恨可因爱与慈惠而化解,邪恶为善良所战胜。你要说,也许这是事实,而在个人情形中也是可行的。但要应用到国家与国际事务上去,那是一定行不通的。人常为政治宣传所习用的术语如“国”、“邦”、“国际”等所炫惑,心理迷蒙,盲目受骗。国家是什么?还不是一大群个人的集团?国与邦并不能有行动,有行动的就是个人。个人所想所做的,就是邦国所想所做的,能适用于个人的,就能适用于邦国。个人规模的仇恨,可以用爱与慈惠来化解,国家以及国际规模的仇恨化解,一定也同样地可以实现。就在个人方面,要用慈惠来对付仇恨,也须有极大的勇气以及对道义力量的信念、胆识与坚心。以国际事务而言,所需要的这一切自然更多。假如“不切实际”一语的意义是“不容易”,那倒是对的。这事决不容易,可是仍应勉力一试。你可以说这种尝试是冒险的,但决不会比尝试一场原子战争所冒的险更大。

今日想起来,在过去曾有一位历史上著名的伟大统治者,他有勇气、有信心、有远见,敢于实施这倡导非暴、和平与友爱的教诲,将它们应用于治理一个广袤帝国的内外事务上,实在令人不胜忭慰之至。这位西元前三世纪顷的伟大佛教帝王阿输迦,曾被称为“天人所敬爱者”。

起先他完全步他父亲宾头沙罗王以及祖父旃陀菊多王的后尘,想要完成征服整个印度半岛的伟业。他侵入并征服了迦陵迦国,予以兼并。在这次战役中,杀伤掳获惨遭酷刑的人多达数十万众。但是他后来成了佛教徒,就完全改变作风,被佛的教诫所感化,前后判若两人。在他刻在岩石上的一道有名诰文(现在叫做第十三号诰文,原文至今尚在)中,他提到征伐迦陵迦之战。这位大帝公开表示忏悔,并说想到那次大屠杀,他感到极度的悲痛。他公开宣称,他将永远不再为任何征战而拔剑,而“愿一切众生废除暴力,克己自制,实践沈静温和之教。”这当然是“天人所敬爱者”(也就是阿输迦王)最大的胜利──以德服人的胜利。他不但自己摒弃战争,而且表示他要“我的子子孙孙也不可认为新的征服是值得发动的······他们只许以德服人。”

这是人类历史上惟一的例子。一位胜利的征服者,在他声威显赫、日丽中天的时候尽有余力继续扩充他的强域,却放弃了战争与暴力,转向和平与非暴。

这是给今日世界的一项教训。一个帝国的统治者,公开的背弃战争与暴力,而遵奉和平与非暴的福音。并没有任何历史上的事迹足以证明有任何邻国的国王,因为阿育王修德而乘机以军力来攻击他,或是在他在世之日,他的帝国内部有任何叛逆的情事发生。反之,当时全境都充满和平,甚至他强域之外的国家,似乎也都接受了他仁慈的领导。

高唱以列强的均势或以核子吓阻的威胁来维护和平的人,实在是愚蠢之极。军备的力量,只能产生恐怖,不能产生和平。靠恐怖是不可能有真正而永久的和平的。随恐怖而来的,只有憎恨,不善欲与敌忾。这些心理也许一时可以压抑得住,但随时都可以爆发而成为暴动。只有在友爱、亲善、无怖、无疑、安全无险的气氛中,真正的和平方能抬头。

佛教的目的在创造一个社会。这社会摒斥毁灭性的权力之争,远离胜负之见而为和平与安宁所盘踞。在这里,迫害无辜必受严谴;能够克己自律的人比以军事及经济力量征服成百万众的人更受尊敬;仇恨被仁慈所征服,恶被善所征服;人心清净,不为仇恨、嫉妒、不善、贪欲所感染;慈悲是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一切众生,包括最微小的生命在内,都受到公平、体谅与慈爱的待遇。这社会里的生活平安而和谐,物质供应亦能令人满足。它最崇高最圣洁的目标是亲证最终的真理──涅槃。

注 释:

一:见巴利文学会版《中部经》第一集第卅、卅一两页。

二:见巴利文学会版《中部经》第一集第四九零页以次各页。

三:见巴利文学会版《杂部经》第一集第二三四页。

四:见巴利文学会版《中部经》觉音疏第一集第二九零页“佛教僧侣,亦即僧伽之一员 ,应不得拥有私产,但准予持有公产。”

五:见一九二九年哥仑坡版第一集第一零一页。

六:见一九二九年哥仑坡版《增支部经》第七八六页以次各页。

七:见同版《长部经》第三集第一一五页。

八:见一九二九年哥仑坡版《增支部经》第二三二、二三三两页。

九:见巴利文《本生经》第一集二六零及三九九页、第二集第四零零页,第三集第二七四及三二零页,第五集第一一九及三七八页。

十:印度之外交政策亦有五原则,与该国之伟大佛教帝王阿输迦在西元前三世纪时所拟以治理其政府的佛教原则,完全相符。这五原则称为Panca Sila,与佛教梵语之“五戒”二字也完全相同。

十一:见巴利文《法句经》第一章第五节。

十二:见同书第十七章第三节。

十三:见同书第十五章第五节。

十四:见巴利文《法句经》第八章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