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贤篇

　　建立三论宗之吉藏大师

　　三论宗的由来

　　三论宗是我国佛教的一个主要宗派，以《中论》、《百论》与《十二门论》三部论着为依据，故名；又因该宗由嘉祥吉藏(549—623)弘扬而成，故后世亦有称其为嘉祥宗。三论宗所依的三部论着都是由姚秦时代的鸠摩罗什在弘始年间(399—415)所翻译的。

　　此宗学统可上溯到印度，其传承为：龙树——提婆——罗睺罗——青目——须利耶苏摩——鸠摩罗什；在我国则有鸠摩罗什——僧肇——僧朗——僧诠——法朗——吉藏。

　　龙树是释迦涅槃后最早兴起的大乘学者，致力于阐扬大乘佛教，曾造《中论》、《十二门论》及《大智度论》等，都是本宗所依论典，故为本宗始祖。其弟子提婆为破斥当时所传“一切有所得”的邪计邪执，作《百论》二卷以破之。其后有罗睺罗作《中论》的注释，并传法于青目。青目为《中论偈》着长行的解释，并传法于青辩和须利耶苏摩。须利耶苏摩为西域沙车王子，曾为鸠摩罗什说《阿耨达经》及“三论”，阐明蕴、界、处皆空的无相道理。罗什于后秦弘始三年(401)十二月，由姚兴迎请来长安，广译经论，盛弘龙树、提婆之学。

　　罗什门下据说有弟子三千，但以僧肇最为精纯守一。什、肇二师弘化于北方，以后赖僧朗之传，始入江南，并破斥了从来视“三论”与《成实论》一致的旧说，使三论学重归于纯粹，因他住摄山栖霞寺，故称为“摄山学系”。僧朗弟子僧诠。僧诠徒众达数百之多，以智辩、法朗、慧勇、慧布等4人为上首，其中又以法朗为最着。他禀受僧诠所传，于陈永定二年(558)奉敕住杨都兴皇寺，开讲“四论”(“三论”及《大智度论》)及《华严》、《摩诃般若》各20余遍，听众常千余，独步当时。陈、隋间的三论学者多出其门下，时有“二十五哲”之称。吉藏就是他的上首弟子。隋大业初吉藏完成了“三论”的注疏，创立了三论宗。

　　三论宗由吉藏集其大成建宗后，有他的同门慧均以及弟子智拔、智顗(二人同名)、智命等弘传，初唐间流行一时，后因天台宗的盛行，继而法相、华严、禅宗等的崛起，不久就渐衰微。虽有金陵玄璧于大历间(766—779)再弘三论。金华慧量专讲三论，终因会昌禁佛，章疏被毁，几成绝学。直至清末杨仁山从日本找回有关三论章疏，方使我们今日得窥全貌。

　　吉藏身世及著作

　　吉藏俗姓安，祖籍安息国。祖父为避仇移居我国南海，住在交趾、广州之间，后来迁住建康(今江苏南京)而生吉藏。家世信佛，幼年时由父亲带他去见真谛，请求赐名，于是取名吉藏。后来他的父亲出家，名道谅，仍常携吉藏至兴皇寺听法朗讲经，吉藏天性聪慧，一听就能悟解，到7岁时就跟法朗出家，19岁代师升座讲经，辩才无碍。

　　吉藏受具足戒之后，声望与日俱增。陈桂阳王佩服他的学问，就特别尊重他。陈隋易代之际，社会极为混乱，吉藏就和他的道友至各寺搜集各种经论文疏，放满了三间屋子。到战争结束后整理，使他阅读典籍的广泛，当时无人能及，这也是他在后来的著作中能广证博引的基础。

　　隋朝平定百越(江、浙、闽一带)，吉藏移住会稽(今浙江绍兴)嘉祥寺，所以后人称他为嘉祥大师。这时从学者多达千余人。隋开皇十九年(599)晋王杨广总管扬州时，建立了慧日、法云、日严、弘善4个道场，吉藏被召请入慧日道场，受特殊礼遇。仁寿元年(601)，杨广又请他到北方，住长安日严寺。在此期间，吉藏先后完成了《中论疏》、《百论疏》和《十二门论疏》三部重要论疏及《三论玄义》、《净名玄论》等著作，奠定了三论宗基础。

　　隋炀帝次子齐王杨暕(jiǎn)，因闻吉藏之盛名，于大业五年(609)请他至私第，邀集长安名士60余名举行辩论，推吉藏为论主。当时自号“三国论师”的僧粲与他往返辩论40余次，结果还是吉藏获胜。

　　至唐初武德年间，高祖入长安，因当时僧制腐败，设立十大德来纲维僧事，吉藏是入选者之一。

　　吉藏一生曾讲“三论”百余遍，《法华经》三百余遍，《大品般若经》、《大智度论》、《华严经》、《维摩诘经》等各数十遍，在临终前还着《死不怖论》，落笔而卒。终年75岁，葬于终南山至相寺北岩。

　　吉藏是我国僧人中着述最宏富者之一，他的著作计40余种，其中有的已散佚，有的真伪未定，《大正藏》与《续藏》所收的计有27种：《三论玄义》一卷(分上下卷，实为二卷)，《大乘玄论》五卷，《二谛义》(《二谛章》)三卷，以上三部最重要。《中观论疏》十卷(每卷分上、下，实为二十卷)，《百论疏》三卷(每卷分上、中、下，实为九卷)，《十二门论疏》三卷，《大品般若经义疏》十卷(缺卷二)，《大品般若经游意》一卷，《仁王般若经疏》二卷(实为六卷)，《法华经义疏》十二卷，《法华经游意》一卷，《法华经略疏》六卷，《法华经玄论》十卷，《法华论疏》三卷，《华严经游意》一卷，《涅槃经游意》一卷，《维摩经义疏》六卷，《维摩经游意》(即《维摩经义疏》卷首玄义)一卷，《净名玄论》八卷，《维摩经略疏》五卷，《胜鬘经宝窟》六卷，《金光明经疏》一卷，《无量寿经义疏》一卷，《观无量寿经义疏》一卷，《金刚般若经疏》四卷，《仁王般若经疏》六卷，《弥勒经游意》一卷。此外，有书信三封及《请讲法华经疏》，收入灌顶《国清百录》卷四中。

　　吉藏散佚的著作有《大品般若经略疏》四卷，《法华新撰疏》六卷，《法华玄谈》一卷，《法华科文》二卷，《观音经赞》一卷，《涅槃义疏》二十卷，《仁王略疏》一卷，《入楞伽义心》一卷，《净饭王经疏》一卷，《盂兰经疏》一卷，《三论序疏》一卷，《中论游意》一卷，《中论玄》一卷，《中论略疏》一卷，《十二门论略疏》一卷，《八科章》一卷，《龙树提婆传疏》一卷。

　　吉藏与三论教义

　　吉藏一生历陈、隋、唐三代，他的学说可以略分为三个时期。开始时他师承法朗之说，着重研究三论古义，还研究了与此有关的《大智度论》、《般若经》和《涅槃经》；他在到达会稽嘉祥寺之后，开始研究和讲述《法华经》，自着章疏，对法华思想作了阐发；还于开皇十七年(597)八月二十一日与僧众百余人共请智顗讲《法华经》，但因智顗有病未遂。后来吉藏就从智顗高足灌顶处听天台教义；最后吉藏对“三论”重新进行了阐释，创立了新三论。这个时期不仅是吉藏个人也是三论宗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吉藏有关三论的几部重要著作《三论玄义》、《大乘玄论》、《二谛义》等大都完成于这一时期。他的这些论着，不但贯穿着龙树和提婆缘起性空的中观思想，而且圆融了僧肇、道融的“关河旧说”(亦称“关内义”)，及僧朗、僧诠、法朗的“三门义”(亦叫“山门义”)，以二谛、中道为佛性，倡导诸法性空之中道实相论。

　　吉藏思想主要有三个要点：

　　一是“真俗二谛”，也就是第一义谛和世俗谛。二谛在佛教各宗有不同的解释，根据《大品般若经·具足品》载：“菩萨住二谛为众生说法，世谛，第一义谛。二谛中众生中不可得，菩萨以方便力故为众生说法。”三论宗认为二谛是为执着空者依俗谛说有，为执着有者依真谛说空。明空不住空，显示不是自性实有；说有不住有，说明不是空无断灭。总之真俗二谛不过是为了说法教化上的方便，适时而用的假设。目的是要体悟无所得的中道实相之理。

　　二是“八不”。《中论》上有八不偈：“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这首偈表达了中道实相。三论宗认为凡夫二乘有种种偏见偏执，可概括成生灭、断常、一异、来去四对八类。这些是偏见，是虚妄分别，是认识宇宙万有的障碍，因此都用“不”字来否定，令诸众生离此八偏，以求悟得空有不二的中道。

　　三是“中道”观。所谓中道，是离开二边的意思。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是三论宗的中心理论。吉藏以“八不”结合“二谛”之理来讲明中道，例如他在讲《璎珞经》的二谛原因时说：“欲示佛法是中道故，以有世谛，是故不断；以第一义谛，是故不常。”(《三论玄义》)但是吉藏所说的中道，不是我们一般易错认的兼具两对立面或在两对立面之间的中，而是超出所有对待的中。故吉藏提出了“对偏”、“尽偏”、“绝待”和“成假”四中之说。

　　他在《三论玄义》中，将“对偏中”是这样界定的：“对偏中者，对大小学人断常偏病，是故说对偏中也。”由此可知“对偏中”是对大小学人执着于生灭、有空、断常的偏病而发，所谓的中道并非立于空中，而是为了破偏执而说，故称“对偏中”。

　　对于“尽偏中”，吉藏在《三论玄义》中说：“尽偏中者，大小学人有于断常偏病，则不成中。偏病若尽，则名为中。是故经云：‘众生起见，凡有二种：一断，二常。如是二见，不名中道。无常无断，乃名中道。’故名尽偏中也。”这段话说明大乘和小乘的学习者，由于有断见、常见之病，故不算是中道。只有将断、常之偏消除掉，才可说是中道。

　　他认为真正的中道也不是有“中”可得的，如果“虽尽于偏，而有于中”(《中论疏》)，执中还是偏，因此他提出第三重的“绝待中”，《三论玄义》中说：“绝待中者，本对偏病，是故有中。偏病既除，中亦不立。非中非偏，为出处众生，强名为中，谓绝待中。”说明中道的提出，就是为了对治学习者的偏病，如果偏执除去了，则中道也就不存在了。故知绝待中既非中，亦非偏，只是为了对治偏病进行说教而提出的，是“勉强”用上的名词，由于它除偏又不住着于中，显而易见，它比“尽偏中”又进一步了。

　　对于最后的“成假中”，吉藏在同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解释：“成假中者，有无为假，非有非无为中；由非有非无，故说有无。如此之中，为成于假，谓成假中也。所以然者，良由正道未曾有无，为化众假说有无，故以非有非无为中，有无为假也。”

　　由上所引，我们可知有和无是假名，非有非无是中道。之所以提出有、无之说是为了说明非有非无。这成立于有、无之假名者，即是“成假中”。由于“对偏中”而“尽偏中”以至“绝待中”，都只是在偏、中的概念上进行讨论，这样下去是无从结束的，最后提出的“成假中”才是落于实处的说法。中道观是三论宗对一切现象的最高理解。

　　吉藏提出以上三种思想的目的是“破邪显正”，这也可以说是三论宗的纲要。同是破邪显正，但与通常佛教各宗所说的旨趣大异。一般宗派所谓破邪是舍弃其余邪见，显出自己一家特色。但吉藏的三论宗则认为有得是邪，无得是正。在《三论玄义》中他说：“他论有破有立，则有破别有所申。今论唯破不立，则唯破不申。所以然者，若经若论，唯破颠倒虚妄，更无所申。本由病，故有教。在病既除，教药亦尽”。“他论有破有立，此乃是增有所得。非唯不能申，亦不能破。自是有得，何能破他。”三论宗的破邪有四种，在《三论玄义》中说：“总谈破显，凡有四门：一、破不收；二、收不破；三、亦破亦收；四、不破不收。言不会道，破而不收；说必契理，收而不破；学教起迷，亦破亦收，破其能迷之情，收其所惑之教。诸法空相，言妄虑绝，实无可破，亦无可收，泯上三门，归于一相。”吉藏认为邪破则正自显，并非在破邪外别有显正。他所认为的正有三种：一、与偏执相对，称之为正，叫做“对偏正”。二、偏执尽除，称之为正，叫做“尽偏正”。三、偏执既去，正亦不留；非偏非正，无法以名称来说明，不得称之为正，因超越于对待之外，所以叫做“绝待正”。

　　吉藏的判教思想

　　通过上面对三论宗教义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三论宗是以无相、无著为宗，也即是以无所得为宗，属佛教大乘空宗学派。吉藏认为一切大小乘经典同为阐明佛教，并没有什么深浅、优劣之分。但由于佛教为的是对治众生之见执，而因病给药。因为众生的根机不同，故法门也有种种的差别，在无名相之中，勉强用语言文字来解释，于是他对整个佛教有“二藏”、“三轮”的判释。

　　二藏包括声闻藏和菩萨藏，即所谓的小乘和大乘。这在吉藏的《法华游意》中说得很清楚：“佛教虽复尘沙，今以二意往收则事无不尽。一者赴小机说，名曰小乘；二者赴大机说，称为大乘。而佛灭度后结集法藏人摄佛一切时说小乘名声闻藏，一切时说大乘者名菩萨藏，即大小义分，浅深教判也。”二藏之教相是吉藏根据《涅槃》、《智度》、《中观》等经论所立，这是一致公认的。

　　吉藏因主张无相无著，怕二藏之说会使人堕于有所得，故依《法华经》意义又立三轮。三轮就是三转*轮。一是根本*轮，指的是一乘教，就是佛陀最初所说《华严经》；二是枝末*轮，指的是三乘教，就是从《阿含经》开始直至《法华经》之间佛所说的诸经，《般若》、《净名》皆是；三是摄末归本*轮，指的是三乘归于一乘的法门，即是说《法华经》以开权显实。这三轮的判教方法，是吉藏晚年心淑台宗，祖述《法华经》的流露，可认为三论宗与台宗有了相融。

　　吉藏思想的现实意义

　　吉藏的三论宗属于大乘空宗，其中的中观论对世界一切现象的解释是否只是引导人们脱离现实世界呢?

　　吉藏在《三论玄义》上说：“二谛是佛法根本。如来自行、化他，皆由二谛。”这就说明佛陀既要自行，又要化他，绝不是消极地看待世界。相反它要求佛教徒应该积极地深入世间、普度众生，在普度众生中求得自身的解脱。《三论玄义》中的另一段文字：“以二谛是自行化他之本，故申明二谛，以为论宗，即令一切众生具得自、他二利也”。吉藏认为二谛是自行化他之本，由于有二谛，一切众生都能得到自、他二利。依照他的解释，俗谛是对世界的颠倒的看法；而真谛才是正确的认识。但佛教的真谛本来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所谓“言之者”便“失其真”。如果不用假名来表达，又如何教育众生，如何使众生了解佛法而悟到真谛呢?因此佛陀一生说法也只能借助于俗谛来阐明真谛，只有在正确地理解“假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达到真谛。那么达到真谛之后，俗谛是否就可以废去不要呢?也不能废。佛教是讲普度众生的，真谛只有回到俗谛中，才有可能说明种种现象，使众生逐渐理解、修习而趋于真谛。否则的话，如果真谛不回到俗谛中，那便无法行权巧方便，也无法普度众生，自己亦同样不能觉悟、解脱了。由此，我们可知二谛是佛陀为接引众生而说，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要证到真谛，必然运用俗谛去广度众生。如果片面地把佛教理解为消极、只是单纯出世的宗教的话，则是犯了理论性的错误了。这也是大乘佛教既宣扬了生脱死，而又深入生活而自度度人的原因。

　　提倡佛教革命的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1889—1947)是近代主张整理僧伽和进行佛教革命的一位高僧，他还为佛教教育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为了佛教事业，他一生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和欧、美、英、日、新加坡、香港及缅甸、印度、锡兰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历史上云游最广的和尚。

　　他改革佛教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方法，至今仍是我们应效法的。

　　太虚俗姓吕，生于1889年，浙江崇德石门(今属桐乡)人。16岁出家，依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足戒，法名唯心，以字行。1909年随寄禅赴南京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就教于杨仁山居士，并从僧曼殊学习英语。1909年随杨仁山居士和圆瑛、谛闲两法师赴广州弘扬佛法，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于羊城狮子林创办佛学精舍，着《教观诠要》、《佛教史略》。1911年因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革命活动有嫌，离开广州于南京创设“中国佛教协进会”。后并入以敬安(即寄禅)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1921年寄禅入寂后他在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的口号，撰文提倡“佛教复兴运动”和希望建立新的僧团制度。1917年太虚漫游日本、台湾宣传佛教并考察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佛教革新状况，着《采真游集》。1918年在上海与陈元白、章太炎、王一亭等居士创设“觉社”，主编“觉社丛书”，(后改为《海潮音》月刊，历60余年未尝中辍)。着《起信论略释》、《起信论研究》、《起信论别说》及《佛乘宗要论》、《楞严经研究》等书，1921年复游杭州，任净慈寺住持，着《法华讲演录》。1922年在武昌始创佛学院，同年冬游湖南，被推为长沙佛教慈儿院院长。着有《佛教宗派源流》、《因明概论》、《唯识观大纲》等书，1923年游庐山，在大林寺筹建“世界佛学联合会”。1925年赴北京讲《仁王护国经》，同年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再次考察了日本佛教。然后入南洋，经新加坡返回祖国厦门，在厦门期间，鲁迅先生和厦门大学部分教授曾设宴为大师洗尘。1927年任厦门南普陀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此期间出版《太虚文钞》三编。是年秋他游浙江奉化，曾在雪窦寺与蒋介石先生谈论佛学。1928年在南京创设“中国佛学会”，其后即去英、法、德、荷、比、美各国，向西方国家宣讲佛学。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建“世界佛学苑”，为中国僧人向欧美传播佛教之始。1929年从美国回国。1930年太虚第一次游历四川，刊行了《佛学ABC大乘唯识章讲录》一书。1931年复遍游南京、北平、河南、陕西诸省市，其后武汉、奉化、重庆都有他的行踪。他在重庆北碚缙云山创办汉藏教理院，又任奉化雪窦寺住持。在武昌设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又设“世界佛学禅观林”于雪窦寺，着《法相唯识概论》。1934年后云游遍于浙江、江苏、江西、广东、四川各省和香港等地，以宣讲佛学为己任。1938年他讲学于成、渝两地，着《辩中边论释》和《辩法性论讲记》等书，同年末飞云南讲学。1939年秋，太虚又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到缅甸、印度、锡兰等国家，广瞻佛迹，访晤高僧，受到了泰戈尔、甘地、尼赫鲁等人的欢迎。1940年夏返回中国，驻锡北碚缙云山休养，同时给汉藏教理院学僧讲“佛教新运动略史”，还派弟子法舫法师等人赴缅、印、锡诸国传布“摩诃衍法”和研究巴利文三藏。后同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该时期他还筹组各地壮僧救护队，发动佛教徒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抗战胜利后，他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整理全国教务。政府曾授他宗教领袖胜利勋章。1947年3月17日，因患高血压圆寂于上海玉佛寺。他一生著作繁多，不克备载，门人辑有《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有关太虚的佛学思想，因限于篇幅不能多述，现在只简单地介绍一下他的基本佛学观点。太虚大师曾说：“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但他又认为中国佛教各宗派都不能代表佛教，他的思想不拘泥于某宗某派，而是直从佛法的根本精神上，统看各宗各派，打破门户界限，还归各宗的本来地位。

　　太虚法师以三大系统，摄大乘各宗派，那就是：(一)法性空慧宗，以法空般若为宗；(二)法相唯识宗，以唯识法相为本；(三)法界圆觉宗，包括法性及法相二宗，以尽一切法为界，而任何一法所不能超越，贤首、天台、净土等无不入此宗之范围。他还强调现代佛教必须符合时代精神，应有益于社会。太虚大师曾经说：“若在家既起正信，即当以行菩萨道为先，所谓自未得度能度人者菩萨发心。故在家者，首重在弘法利人之事”。他反对“以为坐禅念佛，即为修行之能事已毕”的思想，太虚大师有鉴于此，故一生主张推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由于时代的变迁，他所提创的佛教思想，虽不能全部适应当今社会，但作为借镜，是不失为一份好材料的，大师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值此大师上生率兜40周年之际，谨作此文以申介绍，并以纪念！

　　1987年写于临海香光居

　　台宗硕德谛闲大师

　　谛闲(1858—1932)近代高僧。俗姓朱，名古虚，号卓三，以字行。父润度，母王氏，清咸丰八年(1858)生浙江黄岩县(今台州市椒江区沙田朱村)，童稚之时即秉性庄重、聪颖伶俐。9岁受学乡塾，质越群童，以勤学为务。15岁丧父，家道中落。次年遵母命，至海门(今椒江)从舅氏佐理药业，正务之外旁习歧黄。未几，觉“医只治病，不能医命”；“只能医身，不能医心”，又加母亲见背、妻拏相继病亡，遂于20岁遁入临海县白云山(今属椒江)就成道和尚剃染。不数日，为其长兄追至，迫其还俗。22岁，大哥染疾病殁，再入白云山出家。24岁，受具足戒于天台山国清寺，得戒已，留寺参学，精进不已。26岁，至平湖福臻寺，依止敏曦老法师，听讲《法华》，潜心研习，终玄解顿开，领一心三观、一境三谛之旨，阅全经如观指掌。因平日每有所悟，即就维那授虚求证，授虚常为其颖悟而惊叹不已，遂称于敏公，命其复小座。谛闲就座后文义联翩，同列震惊，敏公叹为“法门龙象”。27岁，至上海龙华寺，听晓柔讲《法华》，遂讲偏座。至是用心益精，复会文入观，以融其心。28岁再至龙华，听大海讲《楞严》，仍讲偏座。圆经后，为诸同学坚邀至杭州六通寺开讲大座，一日讲《法华》至《舍利弗授记品》，寂然入定，默不一言。一小时后出定，则答难析疑，辩才无碍。其时自审年齿尚轻，不愿多升大座。受人礼拜，又恐慧多定少，难免障道。讲毕即回国清寺掩关潜修。29岁，端融任上海龙华寺方丈，命其出山相助，供职库房，一面听经，旋由端融老法师授记付法，为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祖，法派为高明寺百松真觉第十五世，永续法焰。同年夏，听瑞芳讲《禅林宝训》。30岁，听大海法师讲《弥陀疏钞》。31岁，辞库房职，留寺阅藏。越岁，在龙华开讲《法华》，听众多至2000余人。期满，往镇江金山寺参究，留二年。35岁，至慈溪芦山圣果寺掩关，专研天台教观。应龙华寺住持请，逾年出关，复至龙华讲《楞严经》，并于忙中抽闲，完成《楞严经序指味疏》的着述。此《疏》提纲挈领，言简意赅，详尽透彻，学者称便。37岁，辅敏曦讲《四教仪集注》于龙华。38岁，受宁波天童寺请，讲《法华经》，听众500余人。是年秋讲《楞严》于慈溪金仙寺，听众200余，均极一时之盛。39岁，讲《弥陀疏钞》于杭州弥陀寺，是年秋应台郡(今临海市)兜率寺住持妙端请，于寺开期传戒，戒弟子百余众，为谛闲传授戒法之始。40岁，于温州头陀寺讲《弥陀疏钞》。41岁，于普陀山普济寺讲《弥陀便蒙钞》及《净土生无生论》，听众千数百人，皆席地而坐。次年，于杭州昭庆寺讲《楞严经》。43岁，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温州头陀寺闭关三年，教观并运，定慧双融。46岁，出关后，接任头陀寺住持，于寺讲《楞严》、《弥陀要解》、《梵网辅注》等。47岁，朝礼五台山，并入京请《龙藏》。迨藏经运回温州，刚登岸，适雷电交作，大雨将及，谛闲虔诚祈祷，历数小时后，全藏刚进大殿，大雨方倾盆骤下，藏经丝毫无损“观者塞途，感叹感应不虚”。48岁，仍住头陀寺，讲《法华经》。49岁，光绪三十二年(1906)奉旨传戒，戒子500余人。戒毕，退头陀住持，夏赴天台山华顶寺讲《弥陀疏钞》及《梵网经》，并主持“生死七”，秋至慈溪宝庆寺讲《弥陀疏钞》。其后奔走讲经于上海龙华寺、南京毗卢寺、宁波七塔寺。53岁，宣统二年(1910)，于南京毗卢寺讲《楞严》，时值江苏各界人士于南京创办全省佛教师范学校，公推谛闲为校长兼总监督。谛闲觉清末干戈纷扰，佛化不振，慨然应聘，遂遴选各省英年笃实僧徒，分班讲授，解行并进，开创了我国僧教育的新历程。是年，又应请住持于绍兴戒珠寺，并兼上海龙华寺主席。54岁，赴苏州邓尉山圣天寺讲《楞严经》，《谛公年谱》载：“时遭大旱，师为祷雨，遂感大注甘霖，阖邑人士，腾欢无量，感德靡已”；秋于金仙寺讲《弥陀便蒙钞》。55岁，民国元年(1912)，上海诸名宿在留云寺创办佛学社，请讲《圆觉经》及相宗诸经，谛闲以天台教义详释，阶位历然。是年冬，受聘住持宁波观宗寺，遂为中兴观宗之祖。观宗寺原为延庆寺观堂旧址，创于宋元丰(1078—1085)中，四明五世孙介然法师，按照《观无量寿佛经》修观行法，于延庆寺东北角隙地，建房60余楹，中有室阁，四周环以十六观室，以修观行。几易兴废，至清乾嘉间(1796前后)，重修殿堂，增建僧寮，方始独立门庭，别设方丈。谛闲受任住持后，仰体四明大师遗意，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改称为观宗讲寺。旋募集巨金筹建大殿、天王殿及念佛、参弹、藏经诸堂阁，并严订规约，不久蔚为东南名刹。56岁，1913年(民国二年)春于南京香林寺讲裴相国《菩提心文》，并主静七；夏至杭州灵隐寺讲《楞严经》；秋，回观宗寺讲《法华》，创设观宗研究社，亲任主讲，为观宗寺常年习教之所。次年夏，再讲《法华》于观宗。58岁，春于观宗讲《圆觉经》。时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我国，提出《二十一条》，其中有“传教自由”一条，尤为佛教徒所反对。为安民意，孙毓筠秉承当局之命于北京设第一大乘讲习会以自兴佛教，延请谛闲开讲《楞严》。谛闲为护国权，弘扬大法，毅然北上受任主讲，时所谓名公、巨卿、各国公使、都城四众欢跃赴会闻法者，日达数万。时民国初定，各处有毁庙兴学之议，为地方庙产事，屡有纠葛。内务部长朱启钤，特拟订《寺庙管理条例》、征求谛闲意见后，颁发全国各地。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赠以“宏阐南宗”匾，饬令地方官，悬于寺中。未几袁世凯欲改制称帝，公然设“筹安全”援意各界劝进，谛闲不畏权势，不为名利，表示“僧人唯知奉持佛法，不知有民主君主。”超然物外，未曾有一言劝进。讲经期满，即振锡南归。59岁，扬州福缘寺请讲《楞严》，是年观宗寺新造大雄宝殿落成，遂开期传戒，受戒弟子数百，景况颇盛。60岁，正月，逢六秩大庆，阖寺僧众，为建普利水陆法会以祝遐龄，诸山长老，当地绅士赠额曰“与佛齐年”、“畅演宗风”，悬于方丈，以志庆祝。夏于观宗寺讲《净土十要》，秋至温州头陀寺传戒。61岁，北京发起讲经会，公推徐文蔚居士南下迎请谛闲讲《圆觉经》及《大乘止观》。遂由仁山、倓虚二师相从乘轮北上，既达北京，则日撰讲义，夜登座宣讲，历时3月，终成《圆觉经讲义》数十万言，悉依台教而阐扬，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听众济济，请求皈依者亦不下数万。秋回观宗讲寺，临行前叶恭绰、蒯寿枢等设宴饯行，并捐巨资，请设观宗学舍以培养僧才。执政段祺瑞送“阐扬台宗”匾额。62岁，1919年，观宗学舍正式开办，谛闲亲任主讲，首开《教观纲宗》、《十不二门指要钞》等，陆续授以台宗大小诸部，由是人才蔚起，法徒分座四方者有仁山、常惺、宝静、显慈、倓虚、妙真、授松等不下数十人，至1928年将弘法社研究社合并为弘法研究社，并发行《弘法月刊》，观宗讲寺遂成近代天台宗之唯一道场，皈依弟子有叶恭绰、蒋维乔、屈映光、黄庆澜、江味农等十万余人。其后，谛闲仍不顾年事已高，来往于上海、苏州、绍兴、杭州、湖州、宁波等地宣讲佛经，听众多者达数千余人。1927年，值谛闲70大寿，僧众为他举行隆重的祝寿仪式，黄庆澜等写了长达500多字的五言诗来称颂他的功德。72岁时犹不惮烦劳，远跋东北至哈尔滨极乐寺传戒。

　　纵观其一生为弘扬天台教理殚心竭力，讲经48年，法席遍于南北。兴造寺院除观宗本寺外，尚有天台万年寺，杭州梵天寺，永嘉白象寺宝塔等；修缮重兴者，有温州头陀寺，绍兴戒珠寺，黄岩常寂寺，海门(今椒江)西方寺、景星寺、雁山灵岩寺、罗汉寺等。各省灾害之募款放赈，公益之解囊捐助，难以枚举。谛闲虽专宗天台，行归净土，但对各宗绝无门户之见，一生为培养佛教人才不遗余力，他不仅是近代中兴天台宗的元勋，更于近代中国佛教有扶衰起敝之功。1932年8月3日(农历七月初二日)这位毕生以住持正法，梵行高尚的老人沐浴更衣，索楮笔书偈云：“我经念佛，净土现前，真实受用，愿各勉旃”，午后一时三刻于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含笑坐化。世寿75岁，僧腊55年，戒腊53夏，是年冬塔于慈溪五磊山。举龛三日远近来送者达数千人，时道路两旁观众或焚香作礼，或持诵哀悼，途为之塞，皆其平日法化道德熏陶，深入人心有以致之也。

　　遗着甚丰，已刊行者有《大佛顶首楞严经序指味疏》、《圆觉经讲义》、《金刚经新疏》、《普贤行愿品辑要疏》、《观经疏钞演义》、《始终心要解》、《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义》、《念佛三昧宝王论义疏》、《大乘止观述记》、《水忏申义疏》、《教观纲宗讲记》、《八识规矩颂讲义》、《谛公老法师遗述语录》上、下两册等皆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发行。1951年倓虚法师搜集遗述13种，计120余万言，编成《谛闲法师遗集》分10册，经叶恭绰、蒋维乔复勘后由香港华南佛学院出版流通。

　　应慈法师是爱国爱教的楷模

　　——纪念应公示寂30周年

　　“华严座主”应慈法师于1965年农历八月初五日示寂，不觉已30周年。我虽与法师无一面之缘，然他老人家的行状使我钦佩不已。爱国爱教是一个教徒的根本，否则就不成为佛弟子。今国运昌隆，*轮再转，我们为佛弟子是否真正这样做了呢?这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了。

　　今时值末法，我们为佛弟子要乘党和国家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大好时机，发大乘心，转末法为正法。这不是嘴巴讲讲就可以的，而必须要全体佛子身体力行，孜孜以求的，否则就不算爱国爱教。应老法师的崇高德行，是我们转末法为正法的楷模，举其要者，约有如下几点：

　　一、慈航普度众生苦

　　应老一生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大义。常熟在抗战始。有僧道救护队，他老曾说；“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身清修，一旦有事，当作狮子吼，奋迅以赴。”上海敌伪时期，曾几度请他主持“法会”，但皆婉辞而避，保全晚节。1949年初，国外信徒劝请他老出国安度晚年，师不为所动。1954年起，当选为上海市历届人民代表，上海市佛协名誉会长。先后又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及名誉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师为民族的利益，为人民的幸福，贡献了毕生的力量，在国庆10周年献辞中，他说出“慈航普度众生苦，幽暗乡中智慧灯”之句，是他悲心救苦的体现。

　　但以此来对照现前的佛教徒，甚至某些地方佛协的领导或寺院的负责法师，能否像应老一样真正地爱国了呢?当然，我们有许许多多大德法师、居士在领导佛教徒在修行自净的同时为维修寺院、庄严道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在文物保护方面作出成绩，在发展和服务于旅游事业作了不懈的努力，更有为发展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捐赠净资，受到人民的称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佛教信徒学习和发扬的。

　　在此同时，也有不依教奉行、破戒犯规而损害佛子庄严形象的，这是否算爱教呢?国家反腐败、反贪污受贿，而我们有些人大慷信徒供奉功德金之慨，名为搞好关系、方便工作，实为个人名、利，这可算是爱国吗?我认为这是教内不正之风，应引起切实重视，并坚决改掉。为佛弟子连公民应守的政策、法规都不能遵守，自度尚难，怎谈度人呢?

　　应老和尚一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直至临近舍报，在遗嘱中，还谆谆教导弟子们；“我去世后，望我后辈弟子及学人等，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拥护政府政策法令，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至要、至要！”应老的爱国爱教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二、悲愿无尽，为众生故

　　师出身富室，出家之后一改旧习，初修苦行，执爨负舂者三载，坏衣粗食，挑粪荷锄，严以律己。一生艰苦朴素，悲愿重重。1953年师已81岁高龄，一次，他至常熟兴福寺，寺主请吃素面，因用新鲜豆子煮汤烧面，他尝一口后，味极鲜美，疑是香菇汤，认为太奢费了，就拒绝进食，师俭朴的伙食，于兹可见。师素敬慕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道场，不顾气候严寒和须经长途跋涉之苦，五度朝礼五台，以痛自磨砺。应老常劝丛林住众发扬百丈大智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痛斥不上求下化，不认真修持的“享受派”，他老在圆明讲堂宣讲《普贤行愿品》时，曾谆谆开示：“大众，看我于唱赞声中，披祖衣、升法座，莫非庄严否?非也。此衣共二十五条，表三界二十五有众生，凡受菩萨戒者，既披其衣，当思其义。从此生生世世，尘尘刹刹，依菩提心，行菩萨道。上共一切诸佛，下共一切众生，世界无尽，悲愿重重亦无有尽。为一切众生故，愿受一切极重苦果，而无疲厌。如此，方有少分荷担如来家业的气概。衣作红色者，表众生血肉也，众生身命，我肩负持，敢不有临渊履冰之忱，念念以自勉哉！”老人家的教诲，语切声悲，四众佛子，当永远铭记。

　　三、说法利生，供养尘刹

　　“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应老毕生尽瘁于弘化事业，自随师兄月霞上人先后至南京江苏僧师范学堂、安庆迎江寺、武昌宝通寺、汉阳归元寺等处参学后，对于华严教理有了较高的造诣。1914年，协助月霞上人在沪哈同花园开办华严大学，学僧学修并重，造就了不少人才，毕生均能力弘《华严》，对近代华严宗的复兴影响很大。慈舟、戒尘、持松、常惺等法师，当时均受学于应老。1917年，月霞住持常熟兴福寺，遂邀应老偕往创建华严讲堂。是年冬，月公示寂于杭州玉泉寺，临终前嘱言：“应弟！善弘《华严》，莫作方丈。”他拳拳服膺，1922年赴杭州西湖菩提寺掩关，礼拜《华严经》，专研贤首典籍。1925年应静波和尚之请，赴常州清凉寺创办清凉学院，拟定预科、正科各就学3年，于次年开学。后来学院先后迁往上海清凉寺下院、常州永庆寺、无锡龙华庵等地续办，其间障碍重重，应老以其弘法毅力，竟卒其功。后又于上海上滨湾得无锡薛德培居士之助，创办华严学院，自1940年3月始至1942年3月圆满，开讲六十《华严》，每天坐香，与会者百余，深得法益。1943年应上海慈云寺(沉香阁)住持苇乘之请，安居寺之印月禅室，息影潜修，从事着述；同时开讲华严初祖杜公的《法界观门》，从而慈云寺就成为应老在上海弘扬华严经的道场。1957年，他以86岁的高龄，在上海玉佛寺再讲《华严经》全部，是应老最后一次弘扬《华严经》。

　　应老一生弘法心切，讲经说法遍及苏、浙、皖、鄂、冀、晋等省。师对于流通法宝亦极为重视，他协助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创办的毗陵刻经处所刻印的经书，卷帙几与金陵刻经处相等。师在上海与叶恭绰、蒋维乔等组织《华严经疏钞》编印会，汇古今中、日《华严经疏钞》诸版本而校订之，恢复了清凉原本之面貌，对佛教、对我国的古籍研究、整理作了大功德。

　　四、素行皎洁、以古自律

　　“戒为无上菩提本”，修持之准则，成佛之基础。应老严以律己，对来学四众，但令以教理自悟，以戒行自持。授徒传戒之事，尤不轻予，师常说：“宁愿终身入忧苦，不将佛法作人情。”故其一生只于安徽芜湖、福州鼓山、浙江天童、江苏无锡四处参与开坛放戒。于此，可显师注重戒律之苦心。于今戒律衰微，纪念应公，当重振戒纲，严持律仪，以保善根不坏！

　　应老教演《华严》，道继南宗，禅讲兼融，人似春风，一生爱国爱教，是为四众典范。

　　现代台宗名德——妙真和尚传略

　　妙真大师(1895—1967)是我国现代着名僧人。师之一生“教演天台，行归净土”，自1928年卓锡苏州灵岩山寺之后，历任监院、住持之职，秉任印光、真达两位大师所立的宗风，修建寺宇、整肃清规，为兴办十方专修净土道场，作出了卓绝的贡献。笔者于1956年，在师座前受三皈依，故对大师较为了解，今将和尚行迹作简略介绍，以报师恩，并嘉来人。

　　青年时期 博学多闻

　　师讳达悟，字妙真，以字行。俗姓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农历十一月初四日，生于湖北枣阳县。15岁由人介绍到本县资山镇熊益之中药店，当中药学徒，不久即精于此业。18岁，父母为师完婚。旋觉人生无常，遂生出家之念，继即离家至本省随县滚潭镇嵩山寺披剃。同年，至普陀山法雨寺禀受具足戒。戒期毕，闻谛闲老法师于宁波观宗寺教授天台教观，即往亲近受学。其后弘化一方之倓虚、仁山、戒坐、宝静诸师，皆为其同学。宝静、倓虚两师，还与师同寮居住。三人认真学教，于理相互切磋，终都成一代弘教大师。

　　其后，师又从持松阿阇黎受学密法，集显密教法于一身，为后来大弘法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1923年冬，慈舟法师于常熟虞山兴福寺，筹办法界学院，邀师任监学之职，次年开学。

　　卓锡灵岩山寺兴建净土道场

　　1928年，师奉真达老和尚之命，卓锡苏州灵岩山寺，任监院之职。师虽久研台教，但不以义学沙门为满足，而以其宿根之深厚，故现行精纯，向以着实修持为志。既奉请住山，则依印公老法师和真达老和尚之意旨，誓将灵岩山寺办成真正的十方专修净土、兼研律仪之清净道场。

　　师之办事规制，首依印公大师所订之五条标准：

　　1．住持不论台、贤、济、洞，但以戒行精严，深信净土法门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

　　2.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

　　3．不传戒，不讲经，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嫌。堂中虽日日常讲，但不升座及招外方来听耳；

　　4．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即不应酬一切佛事；

　　5．无论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徒弟。

　　以上五条，如有违者立即出院。

　　师不避艰辛以身作则，监理院务任劳任怨，遵嘱主持道场。苦心经营不久，灵岩道风远扬，十方真为生死之衲子，不期千里而至，零落百数十年之古刹，终蔚为焕然一新的净土道场。

　　作为寺院当家的妙真恩师，在寺院殿宇堂寮的建设上，则处处勘查，精心计划，使殿堂寮房、文物古迹保护、风景设施建造等面面俱到。在工程质量上，师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下面我们谈一下灵岩山寺大雄宝殿佛像的雕塑情况，就可知其认真的程度了：本来所有大殿中的佛像，都是一次成型的，可灵岩山寺大殿中的佛像塑好之后，师觉得还不符合相好庄严的标准，于是就推倒重来，这是其他寺院中很少有过的事。

　　灵岩山寺虽不应酬佛事，但每日修持与打七无异，有施主随喜功德者，但加佛前上供及牌位前回向而已。无论斋主请几位僧人，均为全堂同念，故不开牌、无人我之嫌。往往诸方应酬佛事之际，本寺正课常要改动或间断，而灵岩山则有加无减，制度严整，是为真修学之道场，故来寺讨单参学者日众。

　　注重僧教育事业

　　要续佛慧命，法必要人弘，故师对于僧教育及佛教文化研究与修持，十分注重。上面已谈到过师辅助慈舟老法师，办法界学院于兴福寺，到灵岩山后，对教育事业亦甚重视，先在山创办西有研究社，1948年扩充成为灵岩山寺净宗佛学院，学僧48名。学院宗旨是：“教学天台，行归净土，培育僧才，绍隆佛种”。对天台教义的弘扬与净土宗义理的阐释，做了实实在在的功德。后来任天台山国清寺方丈的唯觉法师，当时亦曾在该寺就学。

　　师在繁忙的寺务工作中，还十分重视弘法及着述，常受邀至江苏上海等地开示净土念佛之理，主持重要法务活动。为了使天台教观要典，便于学者的搜寻和读诵，他选了十种天台宗的重要著作，编纂成集，名曰《台宗十要》。听说此书后来在港台地区都曾出版过，但在大陆则未见，现国运昌隆，*轮续转，此书在大陆再版的时间，当也为期不远了。

　　继百丈遗风提倡农禅并重

　　妙公和尚在领众认真修持的同时，他认为僧人的生活来源，必须走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道路。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他就在灵岩山麓筹办灵岩山寺后山农场，耕地有100余亩。建国后，组织寺内僧俗参加生产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逐渐达到全寺蔬菜、粮食自给有余。至1966年，寺已储粮40000余斤，被市里评为先进单位。

　　在办好农场的同时，师还对绿化造林十分重视，他领导清理山场，遍植树木。因灵岩山是净土道场，并且还是苏州的重要风景名胜区，故师还注重对观赏花木的培育，使清代遭兵灾后留下的荒山，重新披上绿装。

　　妙真和尚还提倡科学种田，因此灵岩山寺所办的农场，不仅是产量高，而且还有多项农业生产技术，被推广应用于全市。

　　保护文物修复古迹

　　师对佛教文物的收藏和保护，亦卓有成效。自妙公和尚到灵岩山之后，他即注意对文物的收藏和保护工作，先后共收集佛教文物珍本有佛经、字画；还有历代用铜、铁、木、石、瓷、玉等材料雕刻的造像、法器等计1000余件。先于1952年，在寺内辟“佛教文物陈列室”。1958年又加扩充。

　　由于师对佛教文物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因而感动了不少信徒自愿捐赠文物，其中较珍贵的有：

　　明代李贞书的《法华经》塔；

　　明成化《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并善财五十三参图像；

　　元代大藏经《普宁藏》；

　　明代大藏经《嘉兴藏》；

　　清代大藏经《龙藏》；

　　宋《思溪藏》孤本数册；

　　珍贵的书画有：八大山人、石涛、石溪、虚谷、罗聘、文征明、唐寅等作品200余件；

　　在造像方面最古的有：六朝楠木雕观音立像，高达2公尺，妙相庄严，栩栩如生；

　　灵岩山西南麓，有宋韩蕲王墓，前立神道碑，高16公尺有余，上刻13000余言，碑高文广称“天下第一碑”。1939年6月，碑被台风刮倒，碎成十余块，1946年抗战胜利后，师倡议重修，使古文物重见天日，得以保存。

　　灵岩山寺原为吴王馆娃宫遗址，今寺内西花园中的吴王井、智积井、玩花池、玩月池等都是有名的古迹，亦经先后修复。

　　纪念印光大师弘扬净土宗风

　　印光(1861—1940)大师为净土宗十三祖，是灵岩山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的鼻祖和元勋。妙公上人为纪念先德，于大师生西之次年(1941)，偕同真达和尚、德森法师及上海缁素，在觉园佛教净业社成立“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纪念会的中心工作是维护灵岩净土道场和扩充弘化社流通事业；为发扬净土宗风及扬大师之盛德，决定发行《弘化月刊》。师被推为副会长。

　　1947年9月，建印光大师塔院于灵岩山，并于院内设印光大师事迹纪念陈列室，以作永恒的追思。

　　印公大师西归后，上虞罗鸿涛居士发心编《印光法师文钞三编》，曾4次在《弘化月刊》发文征求大师遗着，经7年努力，终于在1950年印公生西10周年时结集成册，当时妙真和尚亲为审阅校勘，后又经德森法师及窦存我居士的校阅，至1958年春重新装订成16册，加目录1册，共17册，因出版因缘未熟，书稿移交灵岩山寺，交恩师妙真和尚保存，师将其珍藏于藏经楼。后经文化大革命，师亦蒙难，书稿究竟藏于何处亦无人知。1980年灵岩山寺修复，明学法师清理藏经，于清刻《龙藏》柜内发现此稿，劫后幸存，弥足珍贵。此定蒙印公大师于常寂光中的加被，方有妙师于难中将文稿藏于经柜之举，法缘殊胜，不可思议。

　　1953年，师及了然、德森诸法师同上海窦存我、游有维居士等发起，编印《印光大师画传》，由弘化社出版流通。

　　兴办慈善事业利乐有情

　　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为受灾厄者解除困境，是佛教的优良传统，民国期间，我国许多地方连年发生灾祸，赈灾可以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重建家园，这既是佛教慈悲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恩师的一贯主张。

　　师曾举办施寒衣、施粥，以解决受灾者的暂时困难，遇到特大水旱灾害时，还曾倡议合寺僧众捐款救济；送医送药，办义务诊疗所，以解除家庭困难者的病苦；创办义务小学，以普及文化知识。师在灵岩山寺所办的慈善义举，深受各方的赞扬。

　　为国为教鞠躬尽瘁

　　由于先师主持灵岩山寺监院以来，十余年间办事认真，智慧果敢，善调大众，故印公大师对其甚为器重，故在大师生西之前，急付灵岩住持之职于师。《印光大师行业记》载：

　　至二十八日午后一时，即命召集在山全体职事及居士等至关房会谈，告众曰：灵岩住持，未可久悬，即命妙真任之。众表赞同，乃詹十一月初九日为升座之期，师云：“太迟”。改选初四，亦云：“迟了”。后择初一，即点首曰：“可矣”。

　　师接任住持之后，一如既往地承事如来家业，事迹已如上述。

　　建国之后，妙公和尚除繁重的事务管理工作之外，还身兼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江苏省佛教协会筹备会副主任、苏州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江苏省政协佛教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沟通和发展佛教界的对外友好往来、增进友谊，作了不懈的努力。

　　为了世界持久和平，1952年12月上海市佛教界于玉佛寺举办“祝愿世界和平法会”，邀国内高僧大德与会主法和讲经，师于百忙中亦应邀莅会讲说佛经。

　　先师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不幸于1967年1月14日(农历丙午年十二月初四日)舍报。1979年有关部门在苏州西园戒幢律寺举行追悼会，给师的不白之冤以平反昭雪。1985年建灵塔于灵岩山印光大师塔院之内，以作永久之纪念。

　　道源法师行略

　　道源(1900—1988)法名能信，又名腾钦，别号中轮，生平以道源之字行。法师俗姓王，世居河南商水县周口镇。师生时资禀颖慧，幼即入塾读书。年方9龄即生母见背，20岁时相依为命之胞姐及婶母亦先后亡故，因顿感人生无常，宿慧萌发，遂投本镇之普静堂，礼隆品上人出家。1923年赴汉阳归元寺依觉清律师，圆受具戒。此后历70载如一日，以上弘下化为职志，绍隆圣教为素衷，精进无间，敦励志行。

　　法师早岁参学、弘法多在北方。1927年开始到江苏，曾参学于常熟虞山兴福寺之慈舟大师，后又参学于净宗大德印光大师，故于二老所弘之律、净二门，聆益熏修者独深厚，可谓入室之弟子，于平生之自行化他，亦以此为素志而不逾。其间又曾至武昌佛学院，亲近太虚大师，然不久即离院，而迳往洪山宝通寺闭关潜修。

　　法师34岁以后，即踏入教学弘法的历程。先应开封铁塔寺净严长老之请，任佛学院教师。1936年，又受慈舟长老之命，南下福州代理法海寺之法界学苑教务。1940年以还，法师历任北京宏慈佛学院、八敬学院及广化寺佛学院等主座讲席。

　　法师39岁，曾任河北上方山兜率寺住持，倡导举办僧众结夏安居，讲解律仪。自此之后约十年间，曾六任戒坛教授师，每次必主讲三坛戒本，倡弘律制，开数百年来敷演毗尼之弘范。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国土光复，法师应邀赴长春般若寺讲《金刚经》。法师于教学弘法之余，为仰慕佛教圣迹，尝朝礼普陀、九华、五台诸大名山，所过应请随缘讲律、弘法，广结善缘。

　　1947年驻锡普陀山时，曾发心于头顶“燃灯”以供佛，愿“真发菩提心、断烦恼、度众生。”

　　1949年5月赴台湾，1951年创建八堵海会寺，定为净土宗道场，于每年弥陀圣诞之时，必举行“念佛七”，并亲自开示念佛法要。是年农历八月，于寺授三坛大戒，师曾升座示范“诵戒”，其口齿之俐落，声音之洪亮、速度之快捷，令受戒大众惊叹不已。其后就在海会寺、高雄弘法寺、屏东东山寺等处讲经弘法。

　　法师主张“修学大乘佛法，应该八宗并重，一门深入。”他认为我国大乘佛法，有八个宗派，我们应当并加尊重，不可妄作批评孰浅孰深，以免引起门户知见和宗派争论，对于今日之佛教尤为重要。但讲到他本人时，则说：“研究理论，虽然八宗并重。修行用功，必须一门深入。我之修学净土宗，是因为净土法门应我的机。我之所以弘扬净土宗，是因为净土法门能应一般人的机。”法师常于“专修佛七”中开示念佛法要，深入浅出，深受净业学人的欢迎。他在台中灵山寺、八堵海会寺等处“佛七开示”法语，已由高雄净宗学会先后辑印成《佛堂讲话》多册流通。

　　1963年八堵海会寺结夏期间，由法师主讲《大涅槃经》，仁同、见如、净朗、性梵等法师均与会听讲。

　　道源法师精进办道，一心弘扬净土法门，可他老却是清苦用功的典范。白圣法师曾经说起道源法师在洪山闭关时，山中没有什么好菜可吃，天天吃冬瓜。有一天道源法师想要吃饺子，可是关房里没有菜料，好不容易寻到一棵大白菜，但又无菜刀切，只得用剪刀来剪。然后把一大块面粉，用手捏一番，摊成一个大饼，再把白菜包卷进去，用锅煮熟了以后，道源法师就和白圣法师两个人用手捧着去啃，还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满足。

　　道源法师的身体瘦弱，故格外怕冷，经常穿着一件小棉袄，前后把这件棉袄穿了七八年，早把“里布”磨光了，所以他上半身常粘着些碎棉花。

　　法师在关房里兼修“拜佛”法门，拜来拜去，把裤腿磨光、破碎了，因为手头没有钱，山里也没有布可补。法师的两条腿又怕着凉，想来想去想出了办法——他把“被里”拆下来，用剪刀剪一剪，就用针缝起来。因为道源法师是有名的三千度近视眼，把裤子缝得七歪八扭的，也只好将就着穿了。可是他再盖用那条没有了里布的棉被时，第二天起来常常是满身棉花。

　　道源法师当时虽然过着这样艰苦的生活，但他意志高昂，勇猛精进！这是他仰仗一念坚贞的道心，故得以维系他一生的道业！

　　我们今天四众的生活，衣食丰饶，堂房富丽，交际应酬车来车去，走不得路。如此养尊处优，松散懈怠，反观道心如何?道业如何?值得深思！

　　1988年4月16日，即农历三月初一日，道源法师化缘已了，撒手西归。台湾佛教界于5月13日上午，于台北市圆山临济寺举行“道源老和尚圆寂追思传供大典”。参加“追思法会”的僧俗道侣达千余人，足显和尚道业巍巍，法缘特盛。以法师平日弘扬“净土”之专，持诵“佛号”之勤，想必能莲生上品。

　　应本刊(《台州佛教》)读者之询，特集法师行状之鳞爪，以应诸师友，是为记。

　　1994年10月于香光居

　　灵源法师行状

　　和尚字宏妙，法号灵源，俗名克仁，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初八日，生于临海县(现临海市城关镇)，父傅公映庚，母谢氏美云，笃信佛教。和尚自幼多病，三岁时右颊生大肉瘤，其母祷于观音大士而痊。和尚开始学语时，其母即教念佛，并教唱自编佛化儿歌：“教你曲，教你歌，教你劈篾做淘箩，教你牵牛过大海，教你一心念弥陀，教你晓得生死苦，教你念佛出娑婆。”因幼承慈训，菩提之芽早萌。和尚十二岁，曾患天花而致脸麻，成丑陋相，后念观音圣号，并读《楞严经》征心无处而大发疑情，遂手抄《楞严》，麻皮尽脱，诸病不药而愈，时年15岁也。

　　民国十年(1921)和尚20岁，卒业于浙江省第六中学(现台州中学)，并于是年结婚。旋任教席于其故里小学及中学。先遇仙师降乩而知学道，继因接触佛法而改学佛。年25，潜至天台山出家，然为其父得知追回。至和尚3l岁，厌离之心大炽，乃赴闽省福州之石鼓山涌泉寺，依止虚云长老披剃。叙为徒孙。翌年32岁，受具足戒于该寺。应慈长老为羯磨阿阇黎。讲《梵网经》。戒期圆满。追随应老至宁波天童寺。结夏3个月后，再回鼓山。入法界学院。亲近慈舟长老，听80卷《华严》，研《四分大律》等，3年毕业。

　　民国二十五年(1936)，和尚35岁，再度亲近应慈长老。随行至上海、常熟、南京、宁波各地，于宝岩、兴福诸寺，听讲40卷《华严》、《楞严》、《楞伽》、《法华》诸大乘经，兼习《华严五教仪》等论典。民国二十六年(1937)夏，礼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因遭日本入侵，爆发芦沟桥事变，交通中断，无法南返，便在广济茅蓬阅藏。三易寒暑。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回到上海。三逢应慈长老，预六十卷《华严》讲筵，时经三载。民国二十二年(1943)，和尚住持三昧禅院。三十五年(1946)朝地藏于九华，礼普贤于峨眉，觐观音于普陀。至此，已朝礼毕四大名山。回上海，先住青莲寺，复住普济寺。当时江浙两省，凡有讲经法会，无不恭逢。高旻与金山之禅期，亦去随喜。

　　民国三十六年(1947)，和尚46岁，奉虚云长老之召，至广东南华寺，翌年即任该寺住持，复住江西云门寺。民国三十八年(1949)和尚南行香港，卓锡大屿山之宝莲寺。1953年秋，应南怀瑾及鲁宽缘居士之邀，藉同乡周至柔之助，怀度台湾，先住基隆佛教讲堂，次年于基隆市郊择得山坡地一块，兴建十方大觉禅寺，越载而得顾定生行者来皈，披剃后法名惟定。襄助和尚，筹划募建，至1966年计已完成大雄宝殿、祖堂、五观堂、念佛堂、禅堂、讲堂、地藏殿、观音殿、安乐塔等殿堂建筑。此地背山面海，风景殊胜，俨然宇内丛林之规模。1964年春，传授三坛大戒，嗣办大觉佛学院，和尚亲授《梵网经》、《五教仪开蒙》、《起信论》、《八识规矩颂》。一年后由于因缘不足，学院停办，而缁素四众慕道来山者日多。

　　和尚俭朴持身，行履谨严，毗尼清净，谦以自牧，外现头陀相，内密菩萨行，恒将念佛为参禅功夫，毕生专志，精勤不倦。和尚夙具智慧，佛学、文学兼优，亦善书画艺术，尤其工于人物。观其所作，不论佛像、菩萨像，罗汉高僧像，无不栩栩如生，风格别树。故其著作之行于世者，有《山居杂语》、《梵网经集义句解》、《净业纲要》、《灵源梦话集》以及《佛菩萨圣像画集》、《心经集注》等。1988年7月17日(农历六月初四日)上午四时，在四众弟子念佛声中，安详示寂于十方大觉寺之丈室。世寿八十有七，僧龄五十有六，戒腊55夏。

　　普陀山上一高僧

　　——妙善大和尚

　　妙善(1909— )大和尚俗姓吴，名敬亭，清宣统元年(1909)六月三十日出生于江苏如皋县郭家园。三岁丧父，兄弟4人靠其母勤耕俭作抚育成长。幼年曾入私塾苦读4年，16岁业商。未几深感世事无常，遂萌出尘之志。1932年师25岁于丹阳地藏寺礼寂宽法师出家，披剃于镇江焦山定慧寺地藏殿。同年，受具足戒于扬州天宁寺。

　　戒期满后，因闻扬州高旻寺禅堂道风冠于全国，为丛林之模范。禅寺每岁二期大进堂，棒喝交加似红炉猛火，是习禅进道的好地方。遂于次年挂单高旻寺禅堂，入堂后自觉有生以来的尘劳妄念顿失。尤于9月16日加香，养息香一下站板，忽觉身心世界不知所在，似桶底脱落洒洒脱脱，身心豫悦，大有所悟。悭于缘，住2年出堂，接任衣钵，继进库房任副寺。

　　1939年至常州天宁寺参学，一年即任堂主，继任后堂，越3年，因旧病复发，重返高旻寺养病。承来果老和尚慈悲，成就医药，并有同参道友护理，前后长达10年始瘥。

　　1942年来果老人示疾，委住持重任于妙善，乃带病就任以报师恩，时年三十有四。继因肺病吐血痼疾复发，于1944年离高旻寺赴普陀山洪筏禅院，蒙圆□老和尚慈护，闭关于性茅蓬，以3年半为期；1948年又至妙峰庵闭关。两次闭关发心真切，用心精细，遂不以自身为我心，知众生苦，我身苦，同住一苦。乃发大心护正法，为其禅修和今后的弘法利生事业，打下一个深厚的基础。

　　1952年应请前往法雨寺主持工作，带领僧众爱国爱教，为寺院的修复、为佛教工作的正常开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60年国家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普陀山半数僧人迁往余姚芦山寺，办起佛教农场，妙老亦前往参加农业劳动，同去余姚的普陀山僧众108人。1962年任芦山寺农场副主任，1963年兼任生产队长。1966年“文革”开始后，妙老被无端撤掉一切职务。1970年专职管理果园，负责桃和梨的生产。

　　1979年，妙老71岁，普陀山经政府批准重新作为佛教活动场所和旅游胜地开放，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四众佛子请其回山主持工作。其后，即公推妙老为普济寺住持兼管全山佛教工作。进寺初期，院内无碗筷床凳，殿宇破烂不堪，可谓百废待举。面对此景，为了佛教的复兴，年过古稀的妙老，开始了艰苦的工作。

　　为了加强对全山佛教工作的领导，为使寺庙的修复工作统筹计划、有序地进行，妙老先筹组了普陀山佛教协会，他的工作得到舟山地区宗教事务处的支持，狠抓了各项宗教政策的具体落实。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了普济、法雨、慧济三大寺；其后又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增批紫竹林、大乘庵、梅福庵、观音洞、善财洞、祥慧庵，香云亭、慈云庵、南天门、观音跳、洛迦山、福泉庵等15处为佛教活动点；还设普陀山佛教文物馆于悦岭庵，辟常乐庵为老年尼众念佛安养之所。随着普陀山开放的深入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经与有关部门协商研究后，于1986年继续开放积善堂、宴坐堂、杨枝庵、弥勒庵、龙寿庵、鹤鸣庵、圆通庵等7处。

　　妙老在领导普陀山修复中，既修了庙、育了人，又创造了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符合佛教教义的、统一的教团组织形式，实现了全山的统一人事管理，统一财务收支，统一修建工程计划。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有利于普陀山建设、有利于佛教弘法利生事业的团体，这就是普陀山佛教协会；同时普陀山还形成了以普济寺为主寺的新时代的庞大僧团，妙老被推选为佛协会长和全山住持。这个僧团制订了《普陀山各寺庵规章制度》凡31条，使全山僧尼深明爱国爱教大义，而又遵循清规戒律。

　　妙老领导着这个普陀山大僧团，使全山寺院的修复迈出困境，得到了海内外佛教信徒的大力支持、赞助。特别是香港的圣一法师，美国的金玉堂居士慨助净资，拉开了圣山全面修复的序幕。

　　至1980年底，普济寺从法堂到藏经楼，从天王殿及其东西厢房到客堂、库房、钟鼓楼、头三门等全部修复一新；同年又大修了观音洞所有殿宇，并新建了客房10余间。1981年，慧济寺和梅福庵先后修竣。1982年，法雨寺全部殿宇修复，同时经几年连续新建和修葺的大乘庵工程告竣。1983年修复工程在全山遍地开花。次年，慈云庵新建，基础全面加高1.4米。同年8月美国华侨应行久、金玉堂伉俪为庆祝美东大乘寺玉佛塔落成典礼，邀妙老等访美，妙老在美期间还遍访各地佛寺和佛教团体，为时达一个月之久，增进了中美两国佛教界和人民之间的友谊。9月回山，年底悦岭庵修复告竣，作为佛教文物馆，以收藏和陈设普陀山丰富的佛教文物。

　　1985年开始重修普济寺大圆通殿，该殿古称神运宝殿，自清康熙年间建成，为全国闻名的大殿，因年久失修，瓦碎梁朽。此次作彻底翻修，琉璃瓦全部更新，历时3载，工程始成。

　　随着寺院的修复，在文革前星散的僧众，也逐渐返山，由于老年僧人的增多，妙老认为这许多年长大德出家多年，以寺为家、以弘法为职志，为佛教、为普陀山多有建树，乃建颐养堂以安之。遂以杨枝庵为堂址，立即着手修复。同时妙老又考虑到全山僧尼的医疗保健和便利山民的求医，设医务室于法雨寺。今普陀山佛教医院，正在筹建之中(已于1997年10月建成开诊)。

　　尔后，妙老考虑到洛迦山是普陀观音道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说法有“不到洛迦山，就不算到普陀。”洛迦山原有妙湛、圆通、自在、观觉四座茅蓬，但都已拆除，于是重新进行规划，并着手兴建。但普陀山至洛迦山要飘洋过海，有无风三尺浪之险，故在动工之前应先造西、北两座码头，以作为运输建材之船只停舶之用。码头建成后，就开始建洛迦山大悲殿和四十八愿塔。1987年，开始建五百罗汉朝观音塔，全塔高24米，正方形边宽8米，全部用青石雕琢而成，工程量大。同年，新建了善财洞。1988年，新建灵石庵；修复福泉禅林，并于院内开办普陀山佛学院，亲任院长之职，造就僧才。为培养尼众接班人才，后再设佛学院尼众班于观音洞。

　　1989年，妙老81岁，是年适逢普陀山开放10周年，于九月十九观音菩萨出家日举行全山佛像开光暨妙老方丈升座典礼。前来祝贺的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宾客1400余人，国内信众难以数计，是普陀山的一次特大胜会。4月间妙老曾访问日本、考察了日本的佛教，增进了两国佛教徒间的友谊。

　　1990年，新建紫竹林大殿，殿内绘紫竹林壁画，供奉由香港圣一、永惺二位法师从缅甸请来的4尺长玉卧佛，以及购置了两块8尺长4尺见方的玉石料，然后在本山精雕成大悲观音菩萨像作为主佛。1991年修复鹤鸣庵，并新建观音“观音跳”净土道场。

　　妙老生活朴素，待人和蔼可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热爱祖国，利乐有情。80年代以来妙老为重树法幢、再兴佛教而老骥伏枥，为普陀山与浙江的佛教事业呕心沥血，受到政府部门的信赖与广大佛教信徒的拥戴，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等职。这位学识渊博、戒德庄严的长者，正继续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带领佛教四众弟子为绍隆佛种、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不懈努力。

　　教宗贤首 行在弥陀

　　——为纪念杨仁山居士而作

　　杨仁山(1837—1911)居士，是近代佛学复兴者。名文会，以字行，安徽石埭(今石台)人。他早年遍习孔、老、庄、列诸子之学，并懂天文、地理、历数、音韵等。

　　1863年他于病中读《大乘起信论》，因而对佛教产生了信仰，在他“一心学佛，悉废其向所学”的同时，觉得要想弘扬佛法，必要有完整的佛教典籍；又因梵本藏经翻阅不便，遂生刻印方册本藏经，以利流通之志。于清同治五年(1866)，集同志者10余人，创立“金陵刻经处”于南京。他曾编《大藏辑要目录》，拟刊包括大小乘佛典：460多部，3320卷的《大藏辑要》以利后学。惜逢经济等种种困难，生前只完成2000余卷，但重要的着述均已刻印出来，像贤首的十疏之六和一些杂着、嘉祥的《三论疏》慈恩的《唯识述记》、《因明述记》，善导的《观经疏》等，我国久已失传的要典，都从日本搜得底本，精加校勘，刻版流通，即使他本人刻印《大藏辑要》的宏愿尚未全部实现，但其成绩是不可估量的。

　　除刻经之外，杨仁山居士对佛学研究和佛教教育事业亦有硕大贡献。1908年秋，他在金陵刻经处设只洹精舍。自编课本，招生教授佛典及英语、梵文。后来在佛教事业及佛教教育事业上，做出伟大贡献的太虚法师。就是当时只洹精舍的学生。1910年他又展组织佛学研究会。他既任会长又是主讲。后来创办支那内学院的着名的佛教学者，居士欧阳竟无，此时即就学于他。在他的指导之下，其他会员如谭嗣同、桂伯华、梅光羲、黎端甫、李证刚等都各擅专宗，均有独到的造诣。

　　杨仁山居士毕生从事刻经，兴办佛学研究会，创设佛教学堂等事业，不但对晚清的佛教振兴起很大作用，并且在近代我国的文化、学术、思想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这些均已为读者所熟知。下面我想从他本人的佛学思想方面，作一介绍：

　　由于杨仁山居士因读《大乘起信论》而信佛。我们可以说他从马鸣大士的劝赞念佛中。使他笃信净土。他倡刻的第一部佛典就是《净土四经》，以后他又汇刻了《净土经论十四种》、《古逸净土十书》等多种净土宗经论。他推崇明末四大师——莲池、紫柏、憨山、蕅益。他认为“马鸣、龙树”二菩萨是释迦遗故中的大导师，西天东土，教律禅净，莫不宗之。他在与《陈大镫、陈心来书》中曾说：“《大乘起信论》一卷为佛学纲宗，先将正文读诵纯熟再将(贤首大师)《义记》、《别记》悉心研究。于出世之道，思过半矣。”贤首以《大乘起信论》发挥《华严经》思想。建立起华严宗教理。杨仁山居士则认为：“以一切佛法，入念佛一门，即从《华严经》融摄无碍之旨也”。他还认为：“净土一门，括尽一切法门，一切法门，皆趋净土一门。”因此，现代学者皆认为杨仁山居士“教宗贤首，行在弥陀。”

　　杨仁山居士对于净土之理，深有研究，且力躬其行。他还着有《观无量寿经略论》。我们统观杨仁山居士的净土思想，是既继承净土宗诸祖，而在行持上则有所独特，现简单叙述于下：

　　净宗诸祖，初重观想念佛。以后诸师均主张持名念佛。谓“末法众生，根机陋劣，非持名无以出离生死”。与他同时尚有净宗十三祖印光(1861—1940)大师，尤倡持名念佛。杨仁山居士则认为单持名号或一心专念，日久易于疲劳，以致产生懈怠，甚至走入歧途。因此必须“以深妙经论，消去妄情，策励志气，勇锐直前，方免中途退堕也。”(见《学佛浅说》)。他认为净土法门的行持，应以观想、持名兼修，在他所着的《观无量寿经略论》中说：“此经专重观想，小经专主持名。近代诸师，以观法深微，根钝难入。即专主持名一门，若观想迳可不用，何以大小二经皆详演极乐世界，依正庄严耶?”他在《十宗略说》中又特别指出：“此宗以观想，持名兼修为上。”

　　近世净宗一般认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皆仗弥陀接引之力。他则认为修持必须以“三经一论为津梁”，大力倡导自他二力并运的旨趣。他曾说：“盖生品之高低，见佛之迟速，证道之浅深。受记之先后，皆在自力修行上分别等差。”此理纯与净宗诸祖之见相合。惟在行持上主张观想、持名兼修的原则，在近世说来，可认为是他的独到之处。

　　杨仁山居士本人“独尊贤首，行在弥陀”，而他在佛学上则诸宗兼顾，对接近于他的学人就因材施教，各就其所长分别鼓励深入余宗，绝对没有门户之见，这对于现代各宗派在弘法时，各执唯我独“是”的人，应从中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