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作为佛教中的高僧，也作为莲宗第十三祖，他的一生对佛教和净土宗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他的一生所做出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师兄可以多去了解这方面的内容，这样对印光大师的贡献会有一定了解。那到底印光大师有什么贡献呢?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赈灾请愿

民国八年(1919年)以前，印光法师在普陀山，从不收皈依弟子。民国五年(1915年)，徐蔚如陪着母亲上山求皈依，印光法师介绍他母子去皈依谛闲法师。民国六年(1917年)，北京天津大水为灾，上海的居士名流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等，委托高鹤年北上勘察灾情。鹤年回到上海，当地居士随组成“佛教慈悲义赈会”，并推请鹤年到各地劝设分会，鹤年以此到了普陀山。这时，法雨寺的方丈是了清和尚。印光法师关怀灾情，他认为“救灾即是普度众生”，他与了清出面，召集诸山长老，在普陀山也设了赈灾分会，大家随缘乐助。印光法师把他仅有的银洋拾元也捐了出来。

第二天，印光法师以陕西的小米粥和油饼招待高鹤年，吃着饭他说∶“某某先生等到山上来皈依我，我决不准!并送香金，也分文不收。”

高鹤年恳切的劝他说∶“如果是真正发心请求的，说方便皈依，普度众生，也是释尊的遗制;如果说这样作有违常住的规矩，我去向法雨寺的老当家和方丈请求通过。”

印光法师这时才点头说可以考虑。这样到了民国八年(1919年)，徐蔚如的朋友周孟由兄弟陪着他们的庶祖母到普陀山，再三恳求印老为那位老太太及周氏兄弟授三皈依，各赐法名。 这是他受人皈依之始。以后二十馀年，他的皈依弟子遍天下，多到不可以数计。

印光法师于光绪十九年到普陀山，一住二十五年，直到民国七年(1918年)，他五十八岁的时候，才出山活动。原来他想到扬州刻经处去印经，以人地生疏，约高鹤年陪他去。到扬州办完事，回到上海，高鹤年要带他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挂单，印老不许，他说∶“你的熟人太多，你陪我去，人家一定要客气办斋。你我都是苦人，何必苦中作乐，既花钱，又耗时。”高鹤年只得带他找了一所最冷落的小庙，住了下来。

这一次到上海，高鹤年为他介绍了沪上名流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诸居士。印光法师与他们广谈孔孟学理、净土因果等。分别时，这些人欲送香仪礼物，印光法师一一谢却。

捐款印经

民国八年(1919年)，印光法师为印经事，又约高鹤年陪他到上海。这一次高鹤年陪他到“南园”，和佛教护法居士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等见了面，为他们说净土法门。简氏兄弟供养他千元，其他居士也有供养，这恰够他印经之需。这以后，到普陀山去求皈依的人，如山阴道上，接应不暇。皈依者供养之款，他一概拿来作印书赠人之用。

民国十一年(1922年)，定海县的县知事陶在东，和会稽道的道尹黄涵之，以印师教化一方，汇师道行，请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颁给印光法师“悟彻圆明”匾额一方，铜鼓喧天的送到法雨寺，香花供养，极盛一时。这在世人认为是难得的殊荣，而印光法师淡然置之，有如罔闻。后来有一位德森法师，侍印光法师座下，为印光法师校对所印的经书，偶然读到马契西居士为印光法师撰写的传记，才知道有徐大总统赠匾这件事，他就叩问印光法师。印光法师下脸说∶“悟尚未能，遑论圆明?瞎造谣言，增我惭愧。”德森后来在大殿高处发现了这块匾，盖因殿高匾小，平常未注意到也!

创社布道

自民国七年(1918年)以后，印光法师常到上海印经书，而苦于没有落脚的处所。后来法雨寺的真达法师，住持三圣堂，三圣堂有下院太平寺，民国十一年(1922年)翻修过，真达特辟了一间净室，这以后印老到上海，始有了安居之所。日子久了，上海佛教人士都知道他住在太平寺，这一来，居士名流去问道的，善男信女求皈依的，以至于各方的函件，都愈来愈多，太平寺出了名，也增加了他人事繁杂的困扰。到了民国十七(1928年)、八年(1929年)，他急欲找个清净的地方归隐，后来真达与沪上居士关炯之、沈惺叔、赵云韶等商议，找到了苏州的报国寺，真达花费了几千元的现洋予以修缮，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二月，他就迁到苏州报国寺去闭关了。印光法师到苏州后，创办了一所“苏州弘化社”，专印佛书赠人，自净土经论、《安士全书》、他自己的文钞，以至于各种初机佛书，前后多年印送的书籍，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百万馀帧。这种工作，全是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