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众的视角看，近年来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场所，反映出中国宗教的进步，也体现了宗教政策的日益开放。

　　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筹备宗教活动场所必须由宗教团体向县级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同意后报请市级宗教事务部门，再同意后报请省级宗教部门，省级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后，才可以筹备建立宗教场所。从实际情况看，这个条例所设立的门槛是比较高的。考虑到大多数省份的人口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由宗教团体提出申请，县、市、省三级宗教局批准后再筹备宗教活动场所，落实起来有一定的困难。这种情况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大量未登记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场所，在合法地从事宗教活动。宗教活动之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不再仅仅局限于宗教部门，而是政出多门。这成为当前各地宗教发展的一个新的重要特点。

　　一种情况是，旅游部门出资在旅游景点建立佛寺或道观，进而招聘和尚、道士等教职人员，为游客开展宗教服务。旅游业正成为许多地方的支柱产业，而经济发展又是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因此虽然没有申请建立宗教活动场所，但这类宗教活动作为旅游服务的一部分，也具有了合法性。这种情况在各地新建立的旅游景点表现最为明显。如在辽宁某地，3位和尚便被县旅游局雇佣到旅游区的一间佛寺，唱念做打，传播佛法，每月每人发800元工资。 “自古名山僧众多”，今日无庙不旅游。旅游部门已经成为建立宗教活动场所的一支生力军。

　　另外一个赋予宗教活动合法性的机构是文化部门。许多民间宗教信仰绵延千百年，其存在根本上具有长期性、要害是群众性，又有特殊的复杂性，尽管年年活动，但也很难被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近年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件时髦的工作，于是很多民间宗教经过文化局的批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跃而成为合法的活动。最近引起热议的一个案例是河北省的赵县范庄龙牌会，作为历史悠久备受民俗学界关注的一个民间宗教活动，在合法非法间游走多年后，终于在2007年被评为“石家庄市第一批非遗保护单位”，并在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赵州龙文化博物馆”，开始堂堂正正地开展民间宗教信仰活动。

　　第3种情况是，某些场所没有经过申报，但一直从事宗教活动，宗教事务部门也掌握其活动情况，并与其教职人员勤走动，交朋友，且尽量满足其需要，从实质上引导这些未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东南某地的天主教情况堪称典型。这一带许多政府干部，其家属或本人多年来都是未登记的天主教活动场所的成员，对这些场所有充分的了解。1980年代，已登记的教会选圣了一位主教，但很不得人心，于是造成许多信徒都到未登记的教会活动。发展至今，未登记场所的信徒与登记场所的信徒比例为9：1，场所数量为120：10，神父主教数量为53：9，在今年的汶川捐款中，两者的数量是50万：3万。面对这种情况，宗教局官员便主动与未登记场所的神父搞好关系，并通过已登记教会，为他们解决建教堂的地皮等问题。未登记教会的教职人员虽然不参加政府组织的活动，如学习等，但尊重政府的领导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如果宗教局、统战部或公安局打招呼，他们会立刻前来沟通情况。这样就形成了新的政教关系格局，即政府既支持合法登记的教会，也支持未登记的教会，已登记的教会出于天主教合一的理念也尽量帮助未登记教会，天主教的增长也主要出现在未登记教会。

　　就北京地区而言，据说有数以千计的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宗教事务部门对其情况或许不甚清楚，但片警等公安人员是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的，有些也与其负责人相熟。这种宗教局不管公安局管的教会，也是当前经常看到的情况。

　　每次进行田野调查，体会最深的，就是歌德的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看待当代宗教的话，就会看到，虽然还有许多困难，但政府对宗教活动的宽容程度、开放程度是越来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