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主编何云先生打来电话，说今年是“文革”后首次招收研究生的二十周年，作为第一届的佛教研究生，让我写一点感想。一时浮想联翩。

　　说起我的学佛经历，真是一连串阴差阳错的过程。

　　我是所谓“老三届”的高中生，“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把我刮到农村去当了三年半农民，接着到西陲边境的一个师范学校去教学。我庆幸遇到一个懂教育、爱人才的校长。1972年寒假，趁林彪刚垮台，略有松动之际，他派出人员到上海古籍书店买了一卡车的古旧书。对我来说，真是得其所哉！什么《诸子集成》、《纲鉴易知录》，什么《桃花扇》、《牡丹亭》都是那时侯看的。书看得杂，又没人指点，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也不懂。

　　“批林批孔”以后是“评法批儒”，当时大块文章连篇累牍。我看来看去地不知怎么看出一个问题：我看过一本古书，上面列有儒家的法统，其中有范缜、韩愈等等。但现在怎么范缜成了法家？如果说范缜主张神灭论，反对佛教就是法家，那么为什么同样反对佛教的韩愈却是儒家？而信奉佛教的柳宗元又是法家？我被弄糊涂了。就此想学佛教。当时能够找到的就是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我勾勾划划，把这本书几乎翻烂了。看明白多少，我也说不上。为了能学佛教，当时甚至给赵朴初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想学佛教的愿望，甚至表示如果需要，可以出家。不过这封信后来未能寄出。所以无人知道此事。今天写在这里，算是自我透露一个小秘密。但不管怎么样，评法批儒，评批出一个想学佛教的人，一定出於发动这场运动的人的意料，可谓阴差阳错之一。

　　1977年，“四人帮”垮台不久，我们校长故技重演，又派人到内地购买古旧书。这次派的是我。我来到北京，在东四中国书店门市部挑选了一批旧杂志，然后打电报回新疆请学校汇款。没想到等我携款去取书时，营业员小姑娘说其中有几种杂志已经卖给别人了。我当然不高兴。那时北京人的服务态度比现在强多了，小姑娘很不好意思，再三道歉之馀，拿出他们的库存登录账，任我挑选，以示补救。我一眼看到其中有一部《现代佛学》，从创刊到1964年停刊，全套俱全，立刻选中。如下文所说，我后来考上研究生，靠的就是这部《现代佛学》。如果当初小姑娘工作不出错，我就买不上这部存在库房中的书，也就考不上研究生，学不了佛教。这可谓阴差阳错之二。

　　1978年，国家开始招收研究生。刚开始，我没有动心。因为自己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研究生离我太远。一天，到地区教育局（当时叫文卫组）去办事。主管研究生报名的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一时好奇，翻阅了一下招生名录，发现竟然有招收佛教专业的，真是又一个得我所哉。那部《现代佛学》买来以后，我立刻借出，放在宿舍中有空就看，越看越有意思。虽然没有入门，但兴趣越来越大。现在既然有学佛教的机会，尽管知道自己底子很差，但很想拼一拼。于是写了一篇二、三万字的关于初期佛教的文章，寄给宗教所，并且报了名。初试结束，接到复试通知，我当时傻了眼。通知上写着让我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复试伊斯兰教。我想一定是搞错了。赶到北京，下火车直奔建国门。宗教所的同志说没搞错，因为你是新疆的，搞伊斯兰教更适合。这时真是进退两难。但既然来了，就硬着头皮考伊斯兰教吧。笔试完了是口试，主考官是黄心川先生。记得考题是叙述自己学习马列宗教原着的体会。我选了恩格斯的《论德国农民战争》，在口试回答提问的过程中，不知怎么提到我写的那篇佛教的文章。没想到一下子引起黄心川先生的注意，他立刻问：“文章在哪里？”随即就把文章找来，一边主持考试，一边翻阅起来。后来才知道，当时寄来的文章很多，宗教所根本看不过来，都在那里堆着。就因为这篇文章，老师们决定还是让我学佛教。就这样，我成了“文革”以后第一批研究生中的佛教研究生。当年招收的佛教研究生共四个，三个在宗教所，即罗炤、丁明夷、业露华，搞中国佛教。我的文章写的是初期佛教，于是让我搞印度佛教，分在南亚所。黄心川先生当时任副所长，也就是我的导师。上述曲曲折折，自然可算是阴差阳错之三了。

　　回顾二十年前这些峰回路转的过程，这些阴差阳错的故事，从小处说，只能说我与佛教还是有缘；从大处说，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经常遇到的巨大存在。因此，大概每一个中国人都与佛教有缘。只是自己注意到没有，或者用佛教的话说是惜缘与否而已。

　　二十年来，自己在学佛的道路上坎坎坷坷。因为底子薄，只能将勤补拙。但幸而先后师从黄心川、任继愈先生，得以坐春风而点愚迟。又得到季羡林、周绍良等诸多前辈的耳提面命；也有机会亲近巨赞、正果等法师，得到指点引路。从而能够为佛教研究做一些工作，恩德难酬。要说今后有什么打算，那就是我与老一辈的学者、法师一样，始终为作为佛教第二故乡的中国，至今没有拿出一部权威、实用且通行世界的大藏经而遗憾。当然，这件事太大，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需要各方面的条件。但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坐而论道，条件永远不会成熟。当初杨文会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创业，成就了金陵刻经处这样一番事业。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后人仿效。铁人王进喜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现在编纂大藏经，也要有这样的气概。即使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成不了这一伟大的工程，我们也应该为后人从事这一工作而创造更多的条件与奠定更好的基础。缁素诸位，谁与同行？

　　1998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