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海:唐密日本化的第一推手
空海(774-835),俗姓佐伯,日本赞岐国多度郡(今香川县善通寺市)人,父亲佐伯直田公,母亲阿刀氏。15岁时,跟随舅舅学《论语》、《孝经》等。18岁时,入平安京(今京都市)大学明经科,学习《书经》、《诗经》、《左传》等儒家经典,与此同时,偶然遇到一位沙门,教他读善无畏翻译的《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因而转入佛教,到四国的大泷岳、室户崎等地潜修佛法。795年于奈良东大寺受具足戒,法名空海。在入唐前就已撰着了《聋瞽指归》、《三教指归》等著作,显露出较为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为了更透彻地理解汉传佛教教义,于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804)七月六日,作为学问僧与最澄等随第十六次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一行分乘4艘船,从肥前国田蒲(今长崎)启程,入唐求法。空海当时31岁,乘坐在第一艘船上,最澄当时38岁,搭乘在第二艘船上,由于在途中遭遇上暴风雨,第一艘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艘船漂泊到明州(今宁波),第三艘船重返日本九州,第四艘船下落不明[1]。空海于次年从福州到达长安。在长安期间,初住西明寺。随后遍访各寺高僧,从醴泉寺般若与牟尼室利学《华严经》等,又随昙贞学悉昙梵语。翌年于青龙寺东塔院从惠果受胎藏界和金刚界曼荼罗法,并受传法阿阇黎的灌顶,号“遍照金刚”,获得了密教正宗嫡传的名位和向后代传法的身份。惠果寂后,奉唐宪宗命撰写碑文。806年携带佛典经疏、法物等回国,撰《请来目录》,并把《刘希夷集》、《王昌龄集》、《朱千乘诗》、《贞元英杰六言诗》、《杂诗集》、《杂文》、《王智章诗》、《诏敕》等大批诗文作品和唐代书法作品带到日本。由他编纂的《篆隶万像名义》,则是日本第一部汉文辞典,对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另一部重要著作《文镜秘府论》,不仅促进了日本对唐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且是了解汉唐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资料。
汉传佛教早在前秦时期,就经过朝鲜半岛开始向日本传播,但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自圣德太子开始的飞鸟文化[2]到奈良文化的近200年间,毫不夸张地说,其核心就是佛教文化,三论宗和成实宗搭起了佛教理论框架,唯识宗和俱舍宗铺陈出博大精深的佛教知识体系,华严宗张扬出如来藏体系的判教理论,律宗规范了日本僧人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日本佛教史家所说的“奈良六宗”。
奈良六宗是天皇掌握的意识形态,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也是整合地方实力派(贵族)的理论武器。在日本的飞鸟时代, “佛教是圣德太子文化立国的基础”,“是包容一切新文化的广泛的文化体系”,所以“飞鸟时代的文化从内容来说,是佛教文化,这也是它同前代文化根本不同的地方”。[3]
到了奈良时代,可以看做是飞鸟时代的延续,“它是实行律令政治的初期,是以佛教为中心的各种文化取得惊人发展的时代”[4]。律令社会虽然使日本社会法制化了,但也使社会矛盾日趋表面化,再加上天灾、疫病流行,贫民增加,政治处于困境之中,只凭儒家的道德教化,无法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就在社会矛盾丛生、难以应付的关键时期,从天武天皇起,从唐朝传来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和《仁王护国般若经》发挥了重大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这两部佛教经典宣扬说,如果有人诵读和讲说这两部经的功德,就能国泰民安,消灾解难。再加上在庄严的寺院里,用肃穆的仪轨诵读这两部经,更具有吸引力。圣武天皇之所以推行佛教政治,就是这两部佛教经典所强调的,君王应该“具有一种护国安民的自觉责任感”[5]。于是,圣武天皇在天平十二年(740)发愿建造东大寺及其卢舍那佛大金铜像,在天平十五年(743)破土动工,开始兴建,到天平胜宝四年(752)四月举行盛大的卢舍那大佛开眼供养法会,共花费了10年时间,以及庞大的人力和财物。据统计,仅铸造卢舍那佛大金铜像,就用去熟铜斤,白银12618斤,炼金10446两,水银58620两,碳18656石。东大寺全称“大倭国分金光明寺”,也称“总国分寺”。[6]
圣武天皇开创的天平文化,是唐风盛行的巅峰。唐朝在州县建立官寺的制度,天平时期也完全照搬,在各国(日本古代的国比现在的县略小)建立国分寺,即在各国国都建立比丘住的“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和比丘尼住的“法华灭罪之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又称之为国分僧寺;法华灭罪之寺,又称之为国分尼寺。圣武天皇规定,每个国分寺里建造七重塔1座,塑造1丈6尺高的释迦牟尼佛像1尊,置备有《金光明经》、《妙法莲华经》和《大般若经》的抄本;在国分僧寺住僧20人,国分尼寺住尼10人。僧尼们在国分寺里供养、诵读、宣讲《金光明最胜王经》、《法华经》和《仁王般若经》“三大护国经典”,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说明中央集权机构的势力渗入到佛教界,佛教深入到地方政治”。这是因为,尽管“当时交通颇为不便”,但利用中国文化却非常神速。“这也许只限于日本当时的贵族,但在日本享受最高教育的人,具有较高教养的人,却与中国享有最高教育的人,具有最高教养的人几乎处于同一水准上,在把中国文化引进日本这一点上不仅有方便条件,而且拥有实力”。[7]
空海在长安学习唐密达3年之久,成为惠果阿阇黎的泄瓶弟子,回到日本以后,唐密得到日本信徒的广泛欢迎。而最澄在天台山只学习了1年,且比较杂乱,天台、禅、密和律,统统吸收,所以回到日本以后,面对“日本人渴求的是密教性的咒术”[8]的信仰需求,不得不跟随比自己年小7岁的空海学习唐密。弘仁三年(812),“最澄在高雄山神护寺接受空海的两部灌顶”[9],取得了传授唐密的资格,并与天台宗相融合,完成了天台宗在日本的密教化,称之为“台密”。由此可知,空海是唐密日本化的第一推手,标志着天平时代的“唐风文化”向平安初期“国风文化”的过渡。
二、教相判释:空海使唐密在日本体系化
空海对唐密日本化的贡献,从日本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满足了日本人自古以来,对咒术文化的需求。佛教自圣德太子以来的飞鸟文化和天平文化,始终居于灵魂中枢的地位,使天皇脱离了巫术文化的羁绊,升华成有教养的最高统治阶级,采用儒家的政治模式,使日本社会律令化,完成了唐文化对日本文化的第一次社会改造工程。
空海在平安初期,面对贵族政治的崛起,律令化社会的日趋完善,肩负起了改造日本旧贵族社会的责任,即把具有巫术色彩的旧贵族,改造成适应律令社会的新贵族。为了完成佛教改造日本旧贵族的第二次社会工程,空海对唐密进行了理论翻新,即教相判释。
密教最初由印度的龙树、龙智兴起,在唐玄宗时期,开始传入中国,在长安形成唐密,是对印度密教的《大日经》和《金刚顶经》的中国式的新诠释。善无畏和一行师徒,以《大日经》为根据,创立了表示理论的胎藏界曼荼罗;金刚智和不空师徒,以《金刚顶经》为依据,创立了表示智慧的金刚界曼荼罗。而惠果则把这两种曼荼罗融汇在一起,并全盘端出,传授给了空海。“但惠果没有留下著作,又其后因中国密教的衰颓,所以将密教体系化的课题只好留待日本的空海”[10]。又据村上专精的说法,唐密“在奈良时代已经传入日本,到了平安朝初期,有所谓八家的传入,但其中专修密教而且得到正统密诀的归国者只有弘法大师空海。并且大师与其他密教家不同,为密教作了教相判释,说明了整个佛教对密教的关系,阐明了整个佛教的终极妙义在于密教”,“弘法大师的真言宗在日本传播的盛况不能不说是在印度、中国前所未见的”[11]。也就是说,教相判释,既是空海对唐密日本化做出的重大贡献,又是对唐密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1、《辨显密二教论》:对奈良六宗和台密既肯定又否定
空海处于天平唐风文化向平安国风文化的过渡时期,他与最澄与奈良六宗对立的台密不同,采取了对奈良六宗既肯定又否定的策略,他承认奈良六宗的合法性,不过,空海依据密藏《金刚顶经》,从佛的三身来说,奈良六宗除华严宗以外的其他五宗,是“如来变化身为地前菩萨及二乘凡夫等说三乘教法”,华严宗是如来的“他受用身为地上菩萨说显一乘等”,佛的变化身和应化身所说的言教,“并是显教也”,而他在日本所弘扬的东密,是“自性受用佛,自受法乐,故与自眷属,各说三密门,谓之密教”[12]。这样就把奈良六宗在天平文化里的崇高地位,在平安时代的贵族文化里贬低了地位。他说:
此三密门者,所谓如来内证智境界也,等觉、十地不能入室,何况二乘、凡夫谁得升堂?[13]
所谓不二摩诃衍及圆满海德诸佛者,即是自性法身,是名秘密,亦名金刚顶大教王,等觉、十地不能见闻,故得秘密号。[14]
空海在《辨显密二教论》里,不光是对奈良六宗地位的贬低,而且对同时代兴起的最澄创立的台密地位,也进行了贬低。他说:
《楞伽经》云:佛告:大惠!我为曾行菩萨行诸声闻等,依无余涅槃而与授记。大惠!我与声闻授记者,为怯弱众生生勇猛心。大惠!此世界中,及余佛国,有诸众生行菩萨行,而复乐声闻法行,为转彼心,取大菩提,应化身佛为应化声闻授记,非报佛、法身佛而授记莂。
喻曰:依此文,《法华经》者,是应化佛所说。何以故?为应化声闻等,佛授记莂故。[15]
空海就这样借用佛的三身显密二教理论,把奈良六宗和最澄的天台宗贬低在东密之下,树立了东密在平安时代的独尊地位。
2、《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从凡夫到密教即身成佛的10个阶段
日本淳和天皇天长年间(824-834),敕命诸宗第一人提出自宗的教义。于是,空海依据《大日经·住心品》,撰写了《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在天长七年(830)系统地陈述了东密教义[16],实际上是从去人欲到即身成佛的心理描述,兹简单介绍如下:
①异生羝羊住心。“此则凡夫不知善恶之迷心,愚者不信因果之妄执,我、我所执,常怀胸臆,虚妄分别,镇蕴心意,逐阳焰而渴爱,拂华烛而烧身。既同羝羊之思草淫,还似孩童之爱水月,不曾观我自性,何能知法实谛?违教违理,从此而生。”[17]此即人欲横流的拜金主义者唯利是图、追逐权力的心理状态。
②愚童持斋住心。“愚童持斋心者,即是人趣善心之萌兆,凡夫归源之滥觞,万劫寂种遇春雷而甲坼。一念善几沐时雨而吐芽,发欢喜乎节食,行檀施乎亲疏,少欲之想始生,知足之心稍发,见高德而尊重,具伎乐而供养。知过必改,见贤思齐。初信因果,渐诺罪福,孝于亲亲,竭忠国主。不及之善生,探汤之恶休。内外三归,从此而发,人天十善,因是修行。”[18]此即去人欲、存天理的儒家主义者的心理状态。
③婴童无畏住心。“至如护戒生天堂,修善脱地狱。恶下之心稍发,欣上之愿初起。于是求归依彼天龙,尽虔诚此神鬼,仰拔苦悲,祈与乐眄,影随形而直,响逐声而应。三途苦果,毕前因出。四禅乐报,感今缘升。因果不可不信,罪福不可不慎。”[19]此即持五戒、修十善的在家佛教徒的心理状态。
④唯蕴无我住心。这是小乘声闻人的心理状态。“二百五十戒防身、口非,三十七菩提习身、心善”,“厌怖生死,灰灭身智,欣仰湛寂,等同虚空。是则声闻自利之行果。”[20] “此唯蕴无我一句中,摄一切小乘法尽,故今声闻乘名唯蕴无我住心。”[21]
⑤拔业因种住心。这是中乘辟支佛的心态。“观因缘于十二,厌生死乎四五,见彼华叶,觉四相之无常。住此林落,证三昧于无言。业恼株杌,犹此而拔。无明种子,因之而断。”
⑥他缘大乘住心。这是唯识宗人的心理状态。“至此僧只始能观察阿陀那深细之识,解了三界唯心,心外更无一法而可得者。乘此无缘心,而行大菩提道,故名无缘乘也。《楞伽》、《解深密》等经,《瑜伽》、《唯识》等论所说,八识、三性三无性,皆是此意也。”[22]
⑦觉心不生住心。这是三论宗人的心理状态。“觉此心本不生,即是渐入阿字门,如是无为生死缘,因生坏等义,如《胜鬘经》、《宝性》、《佛性》论等中广明。谓本不生者,兼明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去、不来等。三论家举此八不,以为究极中道。”[23]
⑧一道无为住心。这是天台宗人的心理状态。“大隋天台山国清寺智者禅师,依此门修止观,得法华三昧。即以《法华》、《中论》、《智度》为所依,构一家义,修止观,兼为门徒说云。正修止观者,乃至观心具十法门:一观不可思议境,二起慈悲心,三巧安止观,四破法遍,五识通塞,六修道品,七对治助开,八知次位,九能安忍,十无法爱也。”[24]
⑨极无自性住心。这是华严宗人的心理状态。“善无畏三藏说,此极无自性心一句,悉摄《华严》教尽,所以者何?《华严》大意,原始要终,明真如法界不守自性随缘之义。”[25]
⑩秘密庄严住心。这是东密人即身成佛的心理状态。“即是究竟觉知自心之源底,如实证悟自身之数量,所谓胎藏海会曼荼罗,金刚界会曼荼罗,金刚顶十八会曼荼罗是也。如是曼荼罗,各各有四种曼荼罗、四智印等。”[26]
三、结语:拔高了东密地位,完善了唐密体系
空海在长安青龙寺惠果阿阇黎门下学习唐密3年,回到日本后,创立日本东密,在晚年,完成了唐密的教相判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就日本佛教界而言,把东密的信仰地位,拔高在奈良六宗和同时代台密之上;就唐密的理论体系而言,完成了唐密的判教理论,把唐密从理论上提升到隋唐其他七大宗派之上,进一步完善了唐密的信仰体系。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佛学研究所)
【注释】
[1] 〔日〕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史》,涂玉盏译,台北:商周出版,2002年12月版,第82页。
[2] 日本飞鸟时代(あすかじだい),始于推古天皇即位(592),止于迁都平城京(710)的118年,上承古坟时代,下启奈良时代。此期以政治中心为奈良县的飞鸟地方(即当时的藤原京)而得名。
[3] 〔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版,第61页。
[4] 同上,第82页。
[5] 同上,第83页。
[6]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45-46页。
[7] 〔日〕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第82页。
[8] 〔日〕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史》,第89页。
[9] 同上,第85页。
[10] 同上,第98页。
[11] 〔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11月版,第64页。
[12] 《大正藏》第77卷第374c-375a。
[13] [14] [15] 《大正藏》第77卷第375a,第376a,第376c。
[16] 〔日〕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史》,第101页。
[17] [18] [19][20][21][22][23][24][25][26]《大正藏》第77卷第304a,第314a,第323c,第329b,第329c,第337b,第347a,第351b,第353c,第35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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