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对宇宙生命最大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宇宙人生是一种缘起,这就是说宇宙万物之间是一种互相关联的关系。《华严经》用因陀罗网来形容这种缘起,表明了这种关联的广泛性与包容性。在这种关联的网络中,以人与万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身与心的关系为三大主轴,从而形成了重重无尽的因陀罗网。
但是,如果我们用佛教来理解生态学,二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生态学是研究生命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广义地理解生态学这个概念,可以把它解释成研究关联的学说。所以,佛教的缘起论与生态学都是说明生命与万物关联的学说,这样似乎又会产生一种新的学问——佛教生态学。当然,这不是想当然的,而是有其内在的理路与根据。
在这关联网络中,我们人类从生态环境采撷物质资源,但是在刀耕火种时代,这种关系是十分平静的;从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对大地史无前例地掠夺,远非任何历史时期可比。人类已被形容成极度破坏性的寄生虫,他威胁要毁灭他的主人──大自然──以及最终毁灭自己。
大地是无言的,人类在大地上制造了太多的不平衡,于是大地以沙尘暴、洪水、温室效应来表示抗议。这样,我们人类似乎觉察到大地的愤怒,我们应该反醒自己对大地的行为,因为这种不平衡同时危害到人类本身的生存。当我们反醒之际,发现这种不平衡来源于人与人的关系和它的社会结构里的不平衡,正是他造成大自然失调的主要因素。
在目前国际社会中,关切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种作法:一者是实际保护运动,如防治染污、保护动植物、反对核扩散等;二者是为生态保护寻找一种理论上的依据,如从形上学、认识论、宇宙论、伦理学等方面,认为关心环境不仅需要改善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也需要改变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这被称为“生态哲学”、“大地伦理”、“深层生态学”。从“深层生态学”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对人类与环境的关联学说不会停留在认识的表层,因此生态和环保不只是科技的问题,而是人文问题,这其中包含有价值观和信念基础。
目前在中国流行的理论都是先从西方传过来的,中国社会已经习惯于“外来和尚会念经”。其实,西方深层生态学是因为探讨生态环境的各种危机,将问题的症结归根于西方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是基督教的教义,于是他们开始加以批判。因为,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人与自然是主仆关系,上帝付于人具有支配和控制其他生物及事物的权利,这样人类的任何作为都是理所当然的,从而激起人类最大的剥削性和破坏性的本能。当代西方批评家赫胥黎(A·Huxley)也曾说过:“比起中国道家和佛教,基督教对自然的态度,一直是感觉迟钝得令人惊奇,并且表现出专横和残暴的态度。他们把创世纪中不幸的说法当作暗示,因而将动物只看成东西,认为人类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任意剥削动物而无愧。”
于是,在寻找解决当今生态困境,只能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责任感。于是,他们纷纷向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寻求答案。当环保运动开始后,曾受佛教影响的环保人士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诗人斯尼德(arySnyder),他广读铃木的著作,并且在日本习禅十年。他说:“草木和动物都是人(people)”,这其实就是中国佛教所说的“无情有性”。斯尼德提倡自然界的一切万物也有其基本权利,如动物有“动物权”,草木有“草木权”,他也相信草木有“解脱的潜力”。与斯尼德相似,艾肯(RobertAitken)也是一个习禅的生态学家,他认为“人类和非人类(non-human)的万物之间不应有隔阂,一切众生,包括草木皆处于开悟的过程中”。在他的环保伦理观中“瓦石和云都有其生命权”,人类只有“无我”与“忘我”,才能与万物建立亲密的关系。
所以,现代生态学的发展,西方生态学家已经为我们佛教提供了许多美好的前景。但是,路怎样走,这不但取决于我们对生态的关心,更取决于我们对生态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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