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坠入深渊(上)

　　这是一段个人家庭的灾难史,是一个小康家庭因丧失医疗保障坠入深渊的故事。

　　9月,27岁的中学教师马铸铭带着这段灾难史走进报社。他揣着一份名单,上面有5位完全不认识的记者。他挨个询问,前4位都不在。还好,第5位在。

　　当记者听着他的诉说不自觉地点头,他竟激动地叫了起来:“哈,你听了还会点头!说明你还有同情心。你听了能点头,我就已经非常感谢了!”

　　当记者后来发短信告诉他决定采访时,他回复的短信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共有六七十个“谢”字。

　　“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

　　这是中国亿万个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居住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县城里,父亲,母亲,两个儿女。这个家庭1996年以前的记忆是惬意的。

　　那时,马铸铭是个无忧无虑的少年,“整天想着怎么玩”,骑着一辆七八百元的带减震的山地自行车,游荡在县城里,出入游戏厅。当时时兴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他可以连续玩十三四个小时而不“毙命”。

　　父亲马国林是一家货运公司的会计,并在一家日资小企业中谋了一份兼职。马铸铭直到现在还时常想起1995年的一天,父亲去跟日本老板谈好薪水回家的情景。

　　父亲故意问:“你们猜,我谈了多少?”

　　“最高不超过500块。”母亲王翠霞说。“你再使劲往上猜。”

　　“800?”

　　“1500!”父亲说。

　　马铸铭一下抱住父亲的脖子:“是真的吗!?”“你听他的,骗人呢。”母亲说。

　　这个家庭就这样搭坐上这个国家前进的快车。父亲的两份薪水,加上马铸铭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书的几百元收入,以及母亲约300元工资,在全国城镇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那个年头,这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已经有36000元左右。“我们都觉得已经小康啦!”王翠霞说。

　　一家人梦想着,到2000年,可以买上一辆私家车。

　　谁也没意识到,这个家庭的灾难即将开始。

　　1997年前后,母亲的尿液变得像水一样无色,无味,沫多。她浑身没劲,吃啥吐啥。经确诊,得了尿毒症。

　　什么是尿毒症,尿毒症意味着什么,马铸铭那时并不理解,“无非是要透析、吃药呗”。

　　看病吃药,对这个家庭来说,此前从来不是大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马国林在旗交通局下属的货运公司参加工作开始,一家人便与全国城镇地区几乎所有的劳动者一样,享受着计划经济下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即使是家属生病,也能报销医药费的一半。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度红火的货运公司像无数国有企业一样逐渐衰败。王翠霞的医药费发票,一分钱也报不了了。

　　1997年,王翠霞从货运公司调入了旗公路养护段。尽管这是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但是,在这里,王翠霞的医药费同样一分钱也不能报。

　　“上级每年拨款130多万,只够这里100多人一年的工资,”公路段段长说,“从情理上讲,我们应该解决,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和财力啊!”

　　这家单位已经有10多年没有医疗报销规定,只是每年给职工发放一点医疗费:在职职工工龄10年以下的每年药费30元,工龄11年～20年者每年药费40元,21年以上者每年药费60元。超出部分自理。

　　同样糟糕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那时还远没有确立。在2004年以前,这家单位未参加任何社会医疗保险。

　　王翠霞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医疗保障。她并不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全国有半数左右的城镇人口和七八成的农村人口,像她一样,渐渐失去了医疗保障。

　　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而言,看病吃药的担子,完全落到了每个家庭的头上。

　　王翠霞的病继续恶化。“肌体全紊乱了,”马铸铭说,“心脏开始积液,肺部、肝脏积水,全身浮肿,高血压,贫血……”

　　“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1998年1月,春节前,父子俩揣着2万元,带着王翠霞到北京治病。

　　诊断之后,大夫说:换肾吧。“那得多少钱哪?”“先交5万吧。”父子俩顿时傻眼:“这么多?!”医生说:“至少也得4万。”“你知道那时我们觉得2万元不少了,怎么着也能抵好一阵子吧。”马铸铭后来说。“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马国林赶紧回内蒙古筹钱。做着小康梦的这家人,自然不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人们的工资以10～20倍的幅度上扬,医药费用却以100～200倍的速度上涨。

　　一下子,他们连小旅馆也住不起了,“20块钱一晚,真舍不得啊。”马铸铭说。于是,每天晚上,父子俩像“游击队员”一样游弋在13层高的医院大楼里,躲避医护人员的巡视,找地方睡觉。“这家医院我简直太熟了,所有科室我都走遍了。”马铸铭说。

　　大厅,楼道,水房,地下室,从1层到13层,除了重症监护和特护病房区,马铸铭几乎都睡遍了。

　　马铸铭抱怨医院里走道上的椅子,躺在上面硌得发慌,不能睡人。最难受的要数贴着楼梯间的暖气睡觉。一面是盘旋在大楼内的呼呼冷风,一面却是烫人的暖气。

　　这曾是极其爱好干净的人家。他们吃的黄瓜、菜花都会用刷子刷洗。此前,如果进医院,马铸铭从来不用手触碰门把手,而是用脚将门轻轻顶开,然后侧身闪入。

　　所以,你根本想不到,马铸铭此时最喜欢的睡觉地方,是医院里堆放医疗垃圾的污物间。那里有将死人推到太平间用的推车,躺在上面就像睡在床上一样舒服安稳。

　　直到除夕,父亲说:“过年了,咱上旅馆里好好睡个觉吧。”父子俩在一家招待所的地下室里要了一张床,儿子白天去睡,父亲夜里去睡,“好好奢侈了一回”。

　　王翠霞在北京第一次住院的71天里,父子俩加起来在旅馆总共只睡过3天。

　　1998年初,当王翠霞做完肾移植手术,他们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平房在北京住下,定期去医院复查。接下来,这家人才真正发现,自己正滑向一个不见底的深渊。“原来换肾还不是最贵的,最贵的是没有尽头源源支出的药费!”马铸铭说。他拧紧了眉头,镜片后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找不到渲泄的怨恨。

　　为了不让身体对移植的肾脏排斥,王翠霞每月要吃两瓶油状的药。马铸铭说,仅这一项,每月费用就要3400元。

　　这个家庭同时还遭受着另一种动荡:马国林兼职的日资小企业倒闭了,货运公司彻底解体了。这家人的月收入跌回了1000多元。

　　接下来的日子里,马国林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亲戚朋友都被借遍了,连家里的房子也被抵押给了银行。

　　那段时期,马铸铭偷过旅店的一块毛毯,后来又在一家医院偷过一床沾着血迹的被子。

　　“现在我坦白承认,”这位中学教师低下头,“我穷,我没钱,我得活下去,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想,想得理直气壮。”

　　他们没想到,更惨重的打击还在后头。

　　“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

　　2000年前后,王翠霞体内植入的肾脏开始被身体排斥。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因为肾脏已经不能良好工作,王翠霞体内再度开始积液,每周需要透析。同时,由于植入的肾脏还在体内,抗排斥药也不能间断。每月的医药费,上涨到六七千元。

　　“就是那段时期,我们家一下子彻底垮了。”马铸铭说。

　　马国林尽管有中级会计职称,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帮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打零工,一天能有100元的收入。

　　他捡过破烂。但没多久,被一群联防队员连板车扣下,要查看身份证,并威胁要处以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