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自己从一九七八年进政大开始接触佛法以来的心路历程，真有说不清的酸甜苦辣之感。

　　我一进政大，就参加了“东方文化社”。社中自由开放的讨论风气，和那一群追求生命提升的朋友深深吸引着我，也吸引我开始去探究他们常常谈到的佛法。

　　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在社中学长的大力推荐下，参加了莲因寺的斋戒学会，准备享受一下学长口中天上一般的生活。然而却绝对没有想到，我在这里遭受生平第一次观念的大冲突。当时自己对佛法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接触，所知虽然极其有限，但对佛法抱着肯定而喜爱的态度。然而到了莲因寺，寺中弥天盖地的厌世言论，对世间极度的嫌恶丑化，不是当时年轻热情、对世界充满美好幻想的我所能接受的。但是斋戒学会里每一个学长都认同那个看法，而当时的我对佛法可说一无所知；于是形势就成为学长们众口铄金，而在论理时我又没有任何招架的能力，但要我接受那一套厌世观，欣求一个不知其为何物的他方世界，自己是绝对无法做到的。在这种痛苦的煎熬下，我提前离开了斋戒学会。然而事情没有结束，这些观念上的冲突逼使我此后必须去探索佛教讨论过的问题。此后几年我一直在追问的是：生命的真相是什么？佛法到底是怎么讲的？它讲的对吗？此外，在心情上也与佛教保持着一段距离，不肯像别人那样用信心直入。

　　我整个学习佛法的过程，基本上就是在这种既迎又拒的心态下前进的。佛法甚深，妙义无穷，它一方面吸引着我不断地去探索它，一日一日对佛法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并从中使自己更加成熟稳定起来，享受生命中的趣味；另一方面，佛法甚深，真正的契入并不容易，再加上对现实中的佛教稍有接触后衍生的不满，自己也曾有过多次在内心与佛法宣布决裂的事发生，称之为“三进三出”并不为过。

　　自己大学毕业时，原本打算以后只对佛法以外的学问用心。退伍后，没想到大学时代的挚友洪启嵩创办了“文殊佛教文化中心”。当时文殊草创之初，力邀我们这些旧友为他助阵。我在朋友们的激励下，承担了文殊“佛法概论”的课程。为了准备课程的讲授，当时自己虽然是文化大学哲研所的学生，但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准备讲义上面。这一段时间的投入，使自己对佛法的理解当然又深入了许多；但是在讲课时也时时自问，自己对佛法只百分之八十的好感，而没有百分之百的信解，如何能够站在台上宣讲佛法？何况来听课的同学们都是期望在佛法中安身立命的呢？所以讲完一期后，绝对不愿再讲。

　　此后由于自己年纪已大，不愿再接受家中的资助，于是承蓝吉富老师的好意，到他的出版社工读。当时做的工作是“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与“中华佛教百科全书”。这份工作使自己在佛学的眼界广度方面颇有增进。然则自己心中对佛法无法全然信解的意念仍然存在，却日日面对佛法、思索佛法，并日益增进与佛法相关的知识，乃至于整个思惟方式都渐成佛教式的，心中的苦闷日甚一日。曾对朋友说，别人是在佛法中解脱，我却因生活压力而在佛法中轮回。痛哉斯言！

　　等到一九八六年初，交往多年的女友为我找到一份公职时，当时心中的欢喜真是无以名之，因为我知道我不必再为工作、为生活而读佛典、思索佛法了；此后当可赤裸裸的面对生命。

　　然则马上面临到的是硕士论文的撰写，由于几年来一直都用心在佛教方面，其他范畴的东西都大大荒废了，因此论文题目就不得不在佛教中找，于是就以“阿毗达摩俱舍论的诸法假实问题”为题，写了硕士论文。论文的撰写与《俱舍论》的研读，当然使我对佛法的理解又进了一步。

　　硕士学位拿到了之后，自己多年研读的佛学知识，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自己心中一直在挣扎着，花了这么多年来研求的东西，怎舍得一旦丢弃呢？尤其是自信有足够的聪明与能力，假以时日或许能在佛学研究的领域中做出一点成绩，出人头地的幻想是年轻人难免的吧！但是扪心自问，我这一生即使成为一个最杰出的佛教学者，自己会甘心吗？答案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否定的。

　　在挣扎未定之时，自己就跑去央求圣严法师，让他在报名截止之后允许我参加中华佛研所的入学考试。读了一两个月之后，一方面由于功课压力太大（因我同时还要上班），一方面也是由于心中那股不甘心愈来愈强烈。过去是为了友谊、为了生活而钻研佛学，虽有些身不由己，但总还说得过去；而今却为了“可惜”、为了功成名就的幻想而继续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无论怎样说都太不应该了。于是我办了退学，向一切促使我去学习佛法的外在动力告别。今生即使一无所成，也要做个真正的自己。

　　当时佛研所同班同学们问我为什么不念了，我说因为我不是佛教徒，我不愿做佛教徒。可是就在这种自我解放的情境下，在斩断过去的纠葛，独自一个人面对苍茫天地时，佛法的妙谛却更亲切深刻的涌现，佛所说的无常、苦、无我不但在理智上深深理解，在情意上也深深认同。不愿做佛教徒的我，却就在此时深深信受了佛所说的话。

　　几个月之后，旧友洪启嵩亲口邀请我到《福报》上班帮忙写社论，以减轻他的负担。与启嵩多年的交情，他亲口要求我帮他做事却是第一次。经过一个星期的考虑终于答应了，于是开始我在佛教圈子里的写作。我因写作得到了许多谬赞，其中心中最渴仰的印顺导师的当面称许，最令人欢喜踊跃，手舞足蹈。

　　此时在佛教报刊上时常可以看到李元松老师的言谈和文章。李老师谈佛法的精辟深入，在当今的佛教刊物上不啻空谷足音。而在友侪之中，也有许多是李老师的亲炙弟子，对李老师总是赞誉有加。更难得的是，内子虽于佛法涉入较浅，但是从报刊与书本的阅读中，也对李老师产生了随学之意。于是一九八九年五月间，我们一同去“佛教名品百货公司”听李老师演讲（在此之前，内子很少和我一同参加佛教界的活动），这是第一次见到李老师。七月底，又与友人、内子以杂志社访问为名，造访了李老师的家，这是第一次与李老师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李老师特别允许我和内子可以参加在他家中举行的共修会。两个星期后，内子与我参加了共修会，目睹了同学们的精进和共修会的风格，而李老师剔透入理的言谈，诚挚动人的态度，深深吸引着我。记得我那时曾向王静蓉说：“李老师像是玉做的。”

　　与老师的接触，使我有莫名的欢喜，也有莫名的感怀。学习佛法这么多年了，不是没有获得什么长进，只是觉得进步多么困难，尤其是几年以来一直觉得前面似乎没有进境了，没有什么人、什么东西值得学习，仿佛一切的真善美早就被找到了；但是心中又明明知道不是如此，此中的迷闷痛苦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自己年纪已近三十，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已经成熟，知道李老师必能对我有所启发，于是请求李老师教导我，承老师不弃，现已和内子成为共修会的成员。

　　正式参加共修会一个多月以来，觉得自己恐怕是共修会中最懈怠的一人，但是心中真的是充满了喜悦。虽然积习难改，共修会教的方法还很难运用得成熟，但是自己心中充满了希望。因为自己知道即使迷闷仍在，但是相信迷闷必定打破，前面不再是没有进境，而是确知自己该学的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