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认识里,佛教僧人是“形若槁木,心如死灰”的一类人,不知人间冷暖,不对社会关心,更不管什么国家兴亡。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出家人虽然舍家别亲以追求智慧解脱为第一要务,可也绝非“一心只修圣贤行,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除了“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的终极追求外,还对现实的世间念念在心,甚至多有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奋不顾身为国效劳的人。

　　清朝末年,列强入侵,国弱民乏,于是许多佛教志士爱国热情高涨,追随革命风潮对满清封建统治与西方列强的侵略进行了爱国斗争。敬安、宗仰、苏曼殊、华山、意周、栖云、铁岩、玉皇、太虚等不同程度卷入反清革命。

　　敬安法师,1851生于湖南湘潭。早年参禅有所启悟,后工诗词频有成就。敬安法师得深得禅宗心法,以禅入诗,写出大量传世诗篇,集为《八指头陀诗文集》共18卷1900余首,是近代僧界诗坛的巨擘。敬安法师身虽在佛门,可是心萦国家,一生都以“我虽学佛未忘世”,“我已辞家犹悯世”的精神为其本愿。他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忧国忧民、不堪外辱的忧患意识,磨砖作镜,卧薪尝胆的奋斗精神,以及“毁家兴学”、“银河待挽”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当时的中国佛教界没有人能够比拟。

　　敬安的禅诗之中,忧国忧民是其主要特点。他以忠君爱国的大慧宗杲为自己的楷模,又敬重屈原和岳飞,故此曾有“我读《离骚》感慨多,那堪复向此间过”及“千古纯忠孝,如公更有谁?”的诗句。1884年敬安在宁波延庆寺卧床养病,听到法军侵犯台湾,官军屡为敌炮所挫而败于基隆的消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的驱使下,以至于夜不能眠,精神郁结,思报国不得竟至引发热病。

　　1900年李鸿章代表清廷和西方列强11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无比耻辱的《辛丑条约》。敬安哭道:“天上玉楼传诏夜,人间金币议和年。哀时哭友无穷泪,夜雨江南应未眠。”遭受了侵略,反过来要向强盗赔银4亿5千万两,加息共9亿8千万两,这是什么行径!“凤凰巢欲堕,燕雀暮何安?然眉时已急,不容闲。一棋错下,竟输了通盘。笑群公衮衮,颠倒乾坤,乞儿扮作神仙。念长林没个鸣蝉,赤手欲擎天!乱星环北斗,夜钟残,鲁连今日蹈海亦云难。故国重回首,夕阳影里,只留一角青山。”这里上阕嘲讽王公大臣奸贪误国,下阕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苦痛。“伤心蒿目此何世?尝胆卧薪宁有人?商女瑟瑟还度曲,王孙芳草尚迷春。”“国破身存恨何若?遥怜荆棘立铜驼。降王却爱魏宫妓,壮士空悲易水歌!”这表达的是统治者执迷不悟,爱国者的慷慨悲歌之情。

　　同年8月,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他写道:“强邻何太酷,涂炭我生灵!北地皆成赤,西山惨不清,陵园今牧马,宫殿只飞蛾。太息卢沟水,惟余战血腥!”他以血和泪的语言,控诉了外国侵略军以刀枪大火残杀中国人民,毁灭中国文明的罪行。

　　1904年,敬安在天童养病,报纸造谣说他东渡日本皈依了本愿寺大谷派,他立刻以诗嗤之。光绪未年,江浙各省学堂有寺产兴学之议,于是杭州僧界便冒用他的名义,联合浙江35个寺院请日本和尚入内保护,他立刻致函当局,力请严拒这种丧权辱国之举。

　　1906年,江淮一带洪水泛滥成灾,敬安作《江北水灾》长句,以此诗揭露清廷驰禁,米贵珠肌,百姓倍受盘剥的现实,描述出了由于官府不治河致使大水泛滥,浮尸蔽江的惨象,他写道:“掘草草无根,剥树树无皮。饥啮衣中棉,棉尽寒无衣。冻饿死路隅,无人收其尸。伤心那忍见,人瘦狗独肥!哀哉江北民,何辜罹此灾!”同年,敬安以悲愤的心情向来天童山采集标本的宁波师范师生演说:“盖我国以二十二省版图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徒以熊罴不武,屡见挫于岛邻。”他大声疾呼:“彼碧眼黄髭之流,益将以奴隶待我中华!”他号召有志之士要“夺袂而起”,来富国强兵、兴利除弊,以“磨铁成针”的毅力,以“卧薪尝胆”的精神挽救中华!他痛心国步维难,即席为师生赋诗:“力图砥柱四百川,热血能将沧海煎!”

　　敬安法师交往的人极广,上至一品大员,下至朝野名士;内至佛学大师,外至着名学者;早至为戊戌变法的仁人志士,后至革命党人,几乎都有。他的爱国思想还影响了这些名人志士,使他们在民族救亡的运动中也能够激流勇进。

　　后来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元年他被推为中华佛教总会首任会长。

　　宗仰法师俗名黄中央,自号“乌目山僧”,江苏常熟人,是革命和尚的典型。宗仰法师精研三藏,旁及中外政法着作,兼通英、日、梵多种文字,又善书画诗词。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大败,割地赔款; 1898年戊戌变法,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宗仰在上海蒿目时艰,慨然有献身济世之志。1899年他就与章太炎、蔡无培、吴稚晖、蒋维乔等革命志士来往,宗仰曾撰诗赞颂章太炎等革命党人:“凭君不短英雄气,斩虏勇肝忆倍加;留个铁头铸铜像,羁囚有地胜无家。”诗中直斥清廷为“虏”。

　　宗仰还是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1902年,宗仰联络章太炎、蔡元培等人,组织了中华教育会,以联络有志革命的知识分子,促进文化教育的改革,翌年被选为该会会长,同时他还主编《苏报》,着文倡言革命,启发青年思想。革命英雄邹容的《革命军》就由他筹款印行。他在日本时,东京的革命刊物《江苏》杂志因为经费困乏,将要停刊,还是宗仰致函上海的友人请助,《江苏》杂志才赖以继续出版。

　　宗仰与孙中山的关系很密切。光绪二十九年(1903),“苏报案”发生,宗仰法师也名列通缉令内,后来他东渡日本。他抵日后即谒见孙中山,二人一见如故,雅相推重,为商革命大计,孙中山特辟楼下一室让他居住。后来孙中山离开檀香山时路费不够,宗仰倾囊相助,孙中山才得以成行,自此二人来往书信不绝。孙中山在檀香山见保皇党冒充革命党人四处募款,愤慨至极,特地致函宗仰法师,请他以新书新报寄往美洲及檀香山,使华人华侨得以辨别真伪。还要他与沪上的同志们与敌人的斗争“遥作声援”。辛亥起义成功,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宗仰到吴淞登轮话旧。孙中山约宗仰同赴南京参加政府,宗仰见革命成功婉言谢辞,归隐山林不再参与政治。1920年宗仰住持栖霞山寺,为重修寺院,孙中山特意捐银币万元,以为宗仰法师义助革命的回报。中山先生曾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孙中山对佛法如此之高的评介,恐怕与宗仰法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21年宗仰圆寂,民国政府明令褒扬,拨款伍千元为法师修塔立碑。民国以后,僧人之中受到政府明令褒扬的,宗仰法师是第一人。民国总统黎元洪赠以挽联:“奥旨遐深,道根永固;辞机旷远,名翼长飞。”这可谓一代宗匠的定评了。

　　苏曼殊是近代佛教史上一位频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虽然行为怪诞,可是他对于佛法的追求和对祖国的热爱是强烈且始终如一的。他在短暂的一生里,曾经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满清封建统治的斗争,讨伐袁世凯的斗争,竭力支持先进的革命力量。

　　他出生于日本,母亲又是日本人,可是他却对祖国怀着一颗真挚的爱心,常以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自豪,为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而痛心。他经常住在日本,但是却说:“吾是弱国之民,无颜以居,无心以宁。”他痛骂崇洋媚外的中国人,认为就是他们造成中国被外人所欺,积弱不振。

　　苏曼殊在日本时考入专为中国留学生而办的振武学校,苏曼殊在振武学校时,就加入了留学生界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1900年,当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沙皇俄国趁机出兵占领我国东北三省的重要城市,企图吞并我国东北,建立所谓“黄俄罗斯”。俄国非但不撤军,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了无理要求。以青年会为骨干的我国留日学生反对沙俄侵略我国东北,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天天操练准备开赴东北对俄作战,苏曼殊也是“拒俄义勇队”的成员。

　　苏曼殊积极参加反对封建统治的进步事业 ,“青年会”、“军国民教育会”等反清革命团体的活动都有他的身影。在香港时,他一度想刺杀保皇派的康有为。苏曼殊与当时的革命团体及后来的同盟会诸领袖来往密切。他参加多个革命报刊的工作,在许多革命报刊上投稿。1903年,他发表《女杰郭耳曼》一文,赞扬郭耳曼的革命精神,以郭耳曼的被捕不畏惧与统治者的惶惶不安作对比,讽刺封建皇帝。他还为巾帼英雄秋瑾烈士的遗诗作序,赞扬秋瑾以女子身为四生请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08年,苏曼殊发表《岭海幽光录》,记述明末清初抗清死难的广东英雄烈士事迹,以激励反对满清的民族感情,教育不知振作的人们,其中专门提到了反清僧人韩祖心。苏曼殊以这些事迹来激励反对满清封建统治的战士,期望他们团结一致。

　　民国成立后,苏曼殊对袁世凯篡夺政权十分不满,民国二年发表《讨袁宣言》,骂袁世凯为“独夫”,说他擅操屠刀,丧权辱国,令“四维不张,奸回充斥”,号召全国同起伐罪之师,特别指出“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袁世凯死后,苏曼殊又反对北洋军阀,拥护革命的护法军政府。甚至在他肠胃病加剧卧床不起之时,还希望病愈后去广州参加护法斗争。

　　苏曼殊最擅长以文字为武器投身反帝反清的爱国革命活动。苏曼殊是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他写出过大量的作品,其中不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反对弱肉强食资本主义的思想。他翻译拜伦的诗《哀希腊》,与自己的爱国感情起了共鸣,以致他泛舟湖中时,朗诵《哀希腊》,不由自主歌已哭,哭已歌,而被人疑为精神病发作。

　　苏曼殊的一生始终贯穿着大乘佛教入世度生的积极精神,他虽然投身佛门研修佛学,可是一点儿也没有忘记世间的疾苦,国家的兴衰。

　　在直接卷入到革命战争中的僧人里,华山与意周两位都是浙江人,并且都是富有正义感,是热忱爱国的僧人。华山推崇谭嗣同、章太炎等革命志士,主张佛教革新,以传播革命思想着名,曾对太虚大师影响很大。意周于清未之时,就加入了革命党,他利用自己住持的寺院白云庵,为杭州的革命组织建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便于革命党人的联络与交通。有时他还借僧相的掩护,直接为革命党人传递书信,接送装备。辛亥革命成功后,他投身而退,隐居深山。抗日战争爆发,他虽已年衰,依然不忘救护我地下工作同志,被日本特务发现,四处追捕,他再度隐潜深山。华山意周,以身相许投入进步革命事业,可谓是佛门中的豪杰傲骨志士。

　　铁岩法师认定建立共和与振兴佛教是相辅相承的工作,以这种思想与各寺有志革命的同志相互勉励。在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拍卖庙产,以其所得,召集各寺青年僧众及护法居士,组成了浙江僧军,准备进攻杭州,当时这支队伍拥有500余人,200多枪,是绍兴一带屈指可数的革命武力。上海玉皇法师连络了当地七个佛寺的比丘与沙弥,以及有志于革命护教的居士,也组织了一支上海僧军,接受都督陈其美的指挥,担任实际的作战工作,这支僧军有700余人,枪械齐全,纪律严明,在攻克上海宝山等地后,又参加了光复南京的战斗。西安光复之时,也有许多僧人与革命军并肩作战。在北伐战争中,北伐军首先出师的湖南,佛教徒竭力拥护,湖南民众佛化会提出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精神努力革命”的口号,释晓观、开悟组织了千余僧众加入国民革命军。

　　太虚法师也与革命密切,他随同盟会会员栖云至广东双溪寺做住持,参与筹备广州起义的密谋活动,黄花冈起义失败,栖云被捕入狱,他营救未果反而受到追捕。

　　辛亥革命中佛教僧伽的表现,说明了僧人不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生死的狭隘修行者;说明了佛教不是一个只重来世的理想主义宗教。佛教是一个出世而不离世的智慧解脱之教;僧人是一群在追求解脱的同时也关注民众的慈悲行者。

　　参考文献:

　　1、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9月版。

　　2、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中华佛教文化馆民国63年9月版。

　　3、中村元等着,余万居译《中国佛教发展史》中册,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73年5月版。

　　4、《八指头陀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

　　5、柳亚子《苏曼殊传略》,杨鸿烈《苏曼殊传》,见《苏曼殊全集》,1928年北新版。

　　6、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