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影依稀，感亲之恩其永垂”，话说李叔同的母子情

李叔同，1880年10月23日（星座：天蝎座）出生在天津一个官商世家。出生时，他父亲已经68岁了，而他的母亲只有20岁。他的父亲，曾是清同治年间进士，官至吏部主事，不久辞官返乡，开始经商，在当地声名显赫。

北洋政府总理大臣李鸿章亲笔题匾。

他父亲有四房太太。李叔同的大哥由父亲与原配所生，但不幸的是大哥与所生长孙都早夭。李叔同的二哥系父亲与第三房太太所生，第二房太太则终生未育。李叔同的生母，是第四房太太。因为父亲晚年得子，父母对李叔同自然是疼爱有加。但毕竟是小妾所生，所以无法跟同父异母的哥哥相提并论。而且李叔同5岁时他父亲就病逝了，因此，除了给李家带来荣华富贵、衣食无忧的生活条件之外，其实李叔同对他父亲的记忆十分有限和模糊。

李叔同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典型的“官二代”“富二代”。但李叔同的生活，真就符合了他圆寂前所留下的遗言：“悲欣交集”四个字。父亲病逝以后，李叔同一直与他母亲一起生活，相依为命，无论是在天津李家宅院，还是在18岁成家后迁居上海，直到25岁那年他母亲过世。李叔同对他母亲记忆、依赖的感情，当然要深刻的多。

李叔同的父亲，自称祖辈“世居天津县镇海门外河东三甲”，据说他们的祖上原系山西移民，但李叔同却一直自称是浙江平湖人。他的诗词书画作品题签自署为“当湖李成蹊”，当湖即平湖的古称。他参加乡试，用的也是平湖的籍贯。也许李叔同就一直以母亲的籍贯为荣，由此可见他对母亲的感情之深。

李叔同对自己母亲小妾的身份很在意，他知道在官宦人家妾的地位是很卑微的。这样一种“不公平待遇”一直使他感觉很压抑。这种不公平体现在方方面面，从他父亲给三个儿子的起名，就可以看出来，长子文褒（后来夭亡），次子文熙，到李叔同是第三个儿子，却不再按照“文”字排名了。以致后来李叔同在自己的皮箱上还署名：李庶同。这种情况，后来也再次在李家新掌门他二哥的身上重现。二哥所生的儿子叫李麟玉、李麟符、李麟玺，李叔同所生的儿子则不用麟字排名。大家庭种种不合理的封建观念，让李叔同从小就忿忿难平。

他父亲病逝后，他与他母亲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看到母亲“一天到晚低眉顺眼、谨小慎微地度日，内心感到很难受，也使我产生了自卑的倾向。” 这样的处境，逐步导致他形成“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终日里与书作伴，与画为伍。只有在书画的世界里，我才能找到快乐和自由。”

李叔同总是说母亲很苦，在李家并没有得到过幸福。母亲的苦难，在李叔同的心里是一个无法解开的心结。试想，一个20岁初为人母的女性，25岁就孀居守寡，非常不幸，她自然把所有心思与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了，儿子是她的骄傲，也是她的一切。李叔同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在天津李家宅院的生活，自然不会舒心愉快。迁居上海，对李叔同一家与他二哥一大家子，看来都是求之不得的事。

据说李叔同母亲王氏粗同文墨，性情温和。他们后来住在好友许幻园的城南草堂，也与人相处融洽。然而好景不长，李叔同25岁时，母亲去世。他后来回忆说：“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 这成为他的终生遗憾，他母亲还只有45岁。李叔同说：从20岁到26岁之间，也就是他们在上海生活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和忧愁，一直到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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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病故后，李叔同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把他母亲的灵柩护送回天津老宅。满脑子新潮思想的李叔同一反传统，坚持把灵柩抬进李家大院，为他母亲“小妾”的身份鸣了不平，还标新立异，举办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新式“文明的追悼会”。

弘一法师后来回忆，母亲一直谆谆教诲自己，小时候吃饭，“席不正不食”；吃饭的米粒，不敢随意糟掉；写字的纸张，也不能随便丢弃；身上穿的衣服，不可污损。

李叔同对自己与众不同的出生和身份，始终难以释怀，自然不愿与人道。到日本留学，日本有报社专门为他刊登了一篇题为《清国人志于洋画》的采访记。记者问：“您的双亲都在吗？”李叔同回答：“都在。”“太太呢？”“没有，是一个人，26岁还是独身。”面对陌生的日本记者，李叔同怎么跟人家介绍自己非常特殊的家庭和出身呢？他实在无法解释清楚啊，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