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僧服知多少
剃除须发,身著染衣是佛教僧侣最显著的标志。
剃除须发的出家仪式,自佛世至今二千多年来都没有改变,但是在僧服却依佛教传布地区气候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变化。尤其中国幅员广阔,南热北寒,佛教流传时间最久,以致中国僧侣的服装在时代中变迁很大,与印度原始佛教僧侣的服制比较起来,不论在形式、颜色及功能等各方面都相差很远。
原始佛教僧人穿著粪扫衣
[去除贪心、拣别外道在僧团成立的初期,佛陀和他的弟子们都穿粪扫衣──一种用破布制成的衣服。这些破布或来自墓地,或是在大街上、垃圾场捡来的。后来佛陀也允许信徒供养僧伽布料,不过要先把它剪成几块,然后缝在一起,为的是要减低它的价值,减少僧人的贪染。穿这样的衣服除了表示僧侣过的是一种简朴的宗教生活外,还有拣别外道的用意。因为当时其他教派的苦行者,有的穿著树皮或草制成的衣服,有的穿用毛、羽绒或鹿皮制成的衣服,甚至有的人一丝不挂(在印度至今仍有这样裸形的苦行者)。佛陀不仅不主张纵欲的行为,也不提倡上述极端的苦行,因为他从经验里得知这种苦行对解脱并没有任何助益,而粪扫衣能够去除比丘对外在物质的贪欲,又足以达到遮蔽身躯、保护身体,防御冷、热、蚊、虫、风等的功能。它毋宁是当时一种最好的、最简便解决穿衣问题的方法。
佛陀反对苦行,也反对奢侈,所以规定僧人只能拥有三衣──安陀会、郁多罗僧和僧伽黎。安陀会是五条布缝成的中宿衣(下衣),郁多罗僧是七条布缝成的入众衣(上衣),僧伽黎是九条乃至二十五条布缝成的大衣(注一)。三衣之外加上僧只支(覆肩衣)和涅盘僧(裙子)则成五衣。
以「点净」或「染净」破坏衣色
这些衣服除在缝制、数量上有所规定外,在颜色上也规定要先「坏色」,不许用上色(注二)或纯色,如黄、赤、青、黑、白五大色就不许著用。佛陀教导比丘们从树根、树皮、树汁和花提炼染料,破坏衣色的整齐,免除对衣服的贪著。
平常我们所说的「袈裟」就是「染色」、「不正色」的意思,在佛世时只有指出那些颜色是不适当的,到佛灭后,由于各部派所持的律有所不同,对如何是「坏色」也有不同的看法,大抵分为二种──「点净」或「染净」,「点净」是在新衣上有一处点上另一种颜色,「染净」则是将新衣染成坏色,不论是「点净」或「染净」,法定有三种坏色──青(青而黑的色)、黑、木兰色(赤而黑的色)(注三)。
袈裟颜色随部派规定有所不同
西元二、三世纪时,印度的佛教在戒律上分为五部,为标帜自己的宗派,三衣便有不同的规定,如后汉安世高译《大比丘三千威仪》中便举出萨婆多部著绛袈裟,昙无德部著皂袈裟,迦叶维部著木兰袈裟,弥沙塞部著青袈裟,摩诃僧只部著黄袈裟。现在东南亚各国的僧人都著黄色袈裟,正是摩诃僧只部的流传,虽然五部的衣色不同,但原来的赤色袈裟却在五部通用。
西元七世纪时,义净法师传来的说一切有部的律制,谈到僧服的颜色是赤色的,而玄奘大师旅印时所见那揭罗曷国保存佛陀的僧只支是黄赤色,梵衍那国阿难弟子商那和修的九条僧只支是绛赤色,可见有部的僧衣是赤色的。
中国的僧服分为法服、常服二类
中国天气较印度寒冷,仅仅三衣不可能御寒,所以三衣之外需有其他衣服。因此中国僧侣的服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常服,就原有的服装稍微改变式样而成,为御寒之用,是僧人日常穿著的;一类是法服,就是只在法会佛事期间穿著的三衣。
紫袈裟、朱红袈裟为尊贵衣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有部僧侣到中国弘法的人最多,汉末牟融的《理惑论》中说:「今沙门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可见当时的僧服是赤色的。唐武后时,沙门法朗等九人翻译大云经,武后依唐代三品以上服紫的规定,赐给他们紫袈裟(见《唐书》)。从那时起至宋代僧人以受赐紫衣为荣,一时之间,穿著紫色、绯色衣蔚为风尚,完全不按戒律的约束。
袈裟的颜色随意选用,特别是随著常服的颜色而任意改变。如常服有缁、黄、褐等色,袈裟也有著许多颜色。在《酉阳杂俎续集》中就曾形容僧人的法衣形状如稻,颜色如莲;又说如赤麻白豆,若青若黑。虽然中国僧衣的颜色如此多样,一般还是以朱红袈裟为最尊贵。但是古代所谓「赤衣」是红而兼黑或红而兼黄的颜色,并不是纯赤色。
僧服颜色混乱的情况,一直到了明代洪武初年制定僧侣的服色才得以统一。那时规定的服色是──禅僧(注四)茶褐色常服、青色腰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色腰带、浅红色袈裟;教僧黑色常服、黑色腰带、浅红袈裟。而现在僧侣的常服大多是褐、黄、黑、灰四色。
「缁衣」成为僧人的专称
僧侣的常服在最初时是与俗人相同的,只是在颜色上有所分别,如缁衣之类,它究竟是什么形式,什么颜色呢?
缁色是黑色中带点红色,如果黑色再多一些,就会近于黑色了,这种缁色可能与有部的赤衣(黄赤色)有关。东晋和石赵时,僧人便有「缁衣」或「缁流」的称号,如刘宋时孔凯称慧琳为黑衣宰相(见《通鉴》)。齐初荆州竹林寺僧慧与玄畅被称为黑衣二杰(见《高僧传·僧慧传》),可见「缁衣」久已成为僧人的专称了。一直到清代,僧人也仍著缁衣。
「缁衣」和「白衣」是僧俗的对称,如果说到在家与出家,通常会提到「缁素」、「缁白」这些名词,为何在家人会被称为「白衣」呢?那是因为当时一般人多穿白衣的缘故。原本在汉朝时,平民多穿青绿色衣(注五),到了三国时,由于天下历年荒乱,人民更加困苦,所以穿白衣成为习尚。正在这时期僧侣增多,衣服尚缁,才造成「缁素」的说法(注六)。直到唐代,一般百姓仍穿著白衣。
但是僧服也不一定一直是缁色的,北周武帝时曾因「亡高者黑衣」的谶语,下令僧侣改穿著黄色衣(见《僧史略》)。从此以后僧人常服的颜色便五花八门起来了,如有黑色、赤色衣,也有青黄间色衣、褐色衣。
僧人以方袍为常服
僧侣常服的式样在最初与俗服相同,直到东魏法上法师时僧服的样式才有规定(注七)。经过隋末的丧乱,僧侣的服装又与俗服混同起来(注八)。唐朝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传》中提到唐时僧尼著用禅袍、襦、衫、□裤(有裆的短裤)等类衣服(注九),还有特制的如偏衫(注十)和方裙二种衣物。
其实那些亵衣、襦、衫等未必有所规定,仍是随著时代与俗人的衣服一样。汉魏的俗服是常常变更的,有时广领而大带,或作垂胡袖,或长裙曳地,或短衣蔽脚。僧人的外衣为与俗服有区别,所以才有「方袍」(另一名称为「海青」)的出现。「袍」是长衣(长至足上,有表有里)的统称,一般人都穿著长袍,僧俗袍衣的差别是在裙与袖作法不同,「方」是对「曲」而言的,汉朝时的江充就曾穿著曲裙单衣去见汉帝(注十一),可见俗服是曲裙而僧服是方裙的。而且方袍的衣袖也是采取方的,不像俗服的袖管作窄而圆的垂胡式,这应当是「方袍」名称的由来。
在宋元明三代,僧人也穿著「直裰」,如明朝莲池大师就曾在《沙弥律仪要略》中告诫新学的沙弥,在入厕前要「于竹竿上挂直裰,摺令齐整」,可见当时的僧人常服即是直裰。直裰是一种比较宽而又大的长衣,背的中缝直通到下摆,所以也称为「直身」,是宋代士大夫阶层平时所穿用的服式。
僧衣的另一名称是「衲衣」。衲是补缀的意思,因为袈裟是由多数碎布补缀而成,所以译作衲衣。在《长阿含经》中曾提到迦叶尊者著衲衣去见佛陀。《大智度论》中也有说五比丘曾问佛陀:「当穿著何种衣?」佛告诉他们:「应披衲衣。」这都是指袈裟而言,但是后来僧侣的常服,也常是破旧经过补缀的,衲衣于是成为僧服的通称。由于穿著衲衣的缘故,所以比丘也常自称老衲、衲僧、衲子,僧众就称为衲众。
结语
中国佛教与印度原始佛教的僧团生活,基本上有很大的差距,佛制三衣是为让比丘遮身和御寒之用,所以三衣不可一刻或离,例如若不穿安陀会就会成为裸形外道。但是在中国,三衣只有课诵、佛事、法会时才会穿著,与原制相差甚远。直到现在,中国的僧服仍是分为常服、法服二类,只是连方袍也成为佛事法会时的服装,而平常所见的就是短褂、罗汉褂、长衫等衣服了。
中国僧服的演变,使我们看到僧人受到各种社会风尚的影响,而不断改变僧服的颜色与样式,或许有人会以为僧人如此就是同于流俗,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正因为这种根植于本土的改革,不但使僧人生活的基本所需得到安顿,更创造了属于中国的穿衣风格,才使僧人于中国继续生存下来,而不受限于原制,这种渐次转变的过程,或许可以做为中国佛教迎向时代的一面借镜。
【注释】
注一:「僧伽黎」是大衣,专供外出如进入王宫及城镇村落时穿用;「郁多罗僧」是上衣,供僧人礼诵、听讲、布萨时穿用;「安陀会」是中宿衣,供僧人日常作业和睡觉时穿用。
注二:《摩诃僧只律》卷二十八:「比丘不听著上色衣,上色衣者,丘□染、迦弥遮染、俱毗罗染、勒叉染、卢陀罗染、真绯、郁金染、红蓝染、青染、皂色、华色,一切上色不听。
应用根染、叶染、华染、树皮染,下至巨磨汁染。」注三:参阅印顺法师《教制教典与教学》,页六七。
注四:明代的僧人分成禅、讲、教三类。禅,指的是参禅;讲,指的是禅门外的其他宗派;教,指的是为人念经拜忏的「经忏僧」。
注五:《汉书·成帝纪》:「承始四年诏: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
注六:参阅周叔迦,《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册,页七一八。
注七:《续高僧传》卷十《法上传》:「自(法)上未任已前,仪服通混。一知纲统,制样别行,使夫道俗两异,上有功焉。」
注八:《续高僧传》卷十八《慧休传》:「荒乱之后,法律不行,并用铜盂,身御俗服,同诸流俗。」
注九:《南海寄归传》中提到:「且如神州只支偏袒,覆缚方裙;禅裤袍襦,咸乖本制。」又说:「东夏诸尼衣皆涉俗,所有著用并皆乖仪。....只支偏袒衫裤之流,大圣亲遮。」
注十:《释氏要览》卷上引竺道祖《魏录》:「魏宫人见僧袒一肘,不以为善,乃作偏袒缝于僧只支上,相从因名偏衫。」
注十一:《汉书·江充传》:「充衣纱□单衣曲裙。」《何并传》师古注:「□愉,曲裙单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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