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唯识宗交流之今昔——李子捷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拥有着上千年的文化交流。而佛教作为文化载体，在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黄金纽带。隋唐佛教宗派林立，玄奘大师开创的法相唯识宗正是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璀璨明珠。

提到玄奘大师，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唯识宗的祖庭大慈恩寺。位于今西安市城东南四公里的大慈恩寺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玄奘大师留学印度十七年，回到长安后立即投入了译经事业。除了翻译经典以外，他还将印度佛教瑜伽行派的有相唯识学首次传到了东亚，并着重弘扬其师护法、戒贤一系的学说，大慈恩寺一度成为唯识学乃至整个大乘佛教在中国的中心，奘师弟子窥基等人后来创立法相唯识宗便是以大慈恩寺为中心。而此时日本及朝鲜半岛的僧人也纷纷来长安学习佛教，大慈恩寺也就成为了中日唯识宗交流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并延续至今。

最早来到大慈恩寺师从玄奘大师学习唯识学的日本僧人是道昭。他于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年）作为遣唐使入唐，来到长安投玄奘大师学法相唯识教义。玄奘大师对这位来自日本的留学僧格外关照，悉心指导，并推荐其师从慧满学习禅法。他回国时玄奘大师还赠以佛舍利和法相唯识典籍等。道昭回国后便有了日本最初的玄奘一系唯识宗之弘布，《元亨释书》卷一记载：“从昭学禅者多矣。”这是大慈恩寺与日本唯识宗关系的缘起。

文武天皇大宝三年（703年），日本僧人智凤、智鸾、智雄入唐，师从玄奘大师的后继者濮阳智周学唯识教理。元正天皇养老元年（717年），遣唐使玄窻亦师从智周学习唯识学，回国时带回众多佛典及佛像等。这两次唯识学的对日传播，在日僧回国后皆以日本兴福寺为中心弘传，也称为“北寺传”，而大慈恩寺与日本兴福寺在唯识宗传承意义上的正式交流也始于此。

然而不幸的是，唯识宗在后来唐代的灭佛运动中遭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进入宋代以后更是连传承都不得而知了，唯识章疏典籍也大多散失于华夏。一般认为玄奘所传的唯识学在这之后就几乎绝迹于中国了，直到近代因从日本取回了唐代的唯识章疏典籍才得到了短暂的复兴，而这一唯识学的近代复兴正是得益于当年玄奘大师及大慈恩寺与日本唯识学僧的交流。若没有玄奘大师的高瞻远瞩，没有大慈恩寺和兴福寺对唐代唯识典籍的传承与保存，近代中国的唯识学复兴将无从谈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唯识学之复兴完全得益于玄奘大师的远虑及以兴福寺为首的日本唯识宗一直以来的努力，而国人对于日本唯识却一直疏于关注，实乃憾事。

经过近代短期的复兴后，唯识宗便再次归于沉寂，乃至今天我们仍旧难以在中国找到真正的唯识宗传承。玄奘大师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大慈恩寺作为世界著名佛寺，都备受国内外关注。但玄奘大师和中国唯识宗真正所创立的学说和教理才是其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而这部分目前在国内仍处于被冷落的状态。所以笔者认为，政府、佛教界以及学术界应当共同努力，使玄奘大师的法相唯识学乃至唯识宗重新在中国振兴起来。而提到这里，与日本唯识宗的联系则显得格外重要。

日本唯识宗的祖庭兴福寺和药师寺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与我国大慈恩寺及兴教寺等唯识宗寺院的友好交流，并资助过寺院的修建等工作。且日本唯识宗至今仍延续着自唐代玄奘大师那里传来的法脉，从未断过。又有东京大学、龙谷大学等有着佛教研究传统的日本著名大学给予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长期支持，日本唯识宗如今的发展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玄奘大师和法相唯识学的意义对于整个陕西省的发展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涉及经济、文化、学术、宗教、旅游等多方面的发展前景。可喜的是，今天省市各个部门对其非常重视，并已拿出了实际行动。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上以大慈恩寺为中心，进一步重视整个法相唯识文化的全方位发展，并加强与以日本兴福寺、药师寺为首的日本唯识宗的交流和相互学习，真正迎来玄奘大师之学和法相唯识宗在中国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