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史：印度佛教对两晋南北朝寺庙建筑的影响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印度佛教的建筑艺术对中国古代的建筑产生了影响，使中国建筑艺术出现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分支佛教建筑艺术。

这一时期，印度来华的僧人中有不少人懂得建筑艺术，他们在我国的寺院建筑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晋代来华的天竺僧人佛图澄就是一例。据《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记载:“澄自说生处去邺九万余里，弃家入道一百九年…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续高僧传》卷十《僧妙传》也提到“邺古城中白马寺，此是石赵时浮图澄所造”。到隋代，还有天竺工匠参加营造寺院的事，如《续高僧传》卷一四《道判传》记曰:“开皇七年，敕遣度支侍郎李世师将天竺医工就造精舍，常拟供奉。”这样，那个时期的中国寺院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印度古代佛教建筑的影响。

相传，中国中原地区最早建立的寺院是洛阳白马寺。据慧皎《高僧传》卷一《摄摩腾传》和《竺法兰传》，东汉明帝永平中（公元67年前后），明帝为天竺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建白马寺。

据史料记载，自从白马寺建立以后，白马寺即成为我国早期寺院的模式，“凡宫塔制度，犹以天竺旧状而重构之”，而其主体建筑，如宫、塔之类，是以“天竺旧状”为模式，即按照印度的建筑形式和风格重新构筑。

此后，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笮融在徐州建起了一座大型佛寺，“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许人”。

据估计，“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可能即是后世塔的前身，而那重楼堂阁则可能是佛堂、僧房等礼佛、学经、起居的场所。

据《洛阳伽蓝记·序》载，晋时洛阳的寺庙仅有42所。但到了北魏时，已增加到1300余所。又据《魏书·释老志》，北魏境内的佛寺竟达3万余所。这是北方的情况，还不包括江南和河西走廊以西的广大地区。而南方佛教流行的程度比北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江南一带的佛寺也为数甚众。

据《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东吴孙权为康僧会建寺，“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3世纪中期。我们从《高僧传》中还可以看到，江南当时已经有许多著名的寺院，一些高僧大德的名字与这些寺院紧密联系，他们在这些寺院里修行、传法。有的寺院甚至成为文士们经常会集的场所，成为玄谈的中心。

从后汉到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寺院建筑是什么样子，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印度寺院建筑的影响，由于缺乏实物例证，现在已经无法说清楚了。因为中国中原地区的早期佛寺是在“舍宅为寺”、“舍庙为寺”的基础上吸收印度佛教建筑风格建成的，所以其基本建筑风格一定以中国传统建筑模式为主。《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了洛阳最大寺院永宁寺的布局情况，大体是前方有寺门，门内的主体建筑是塔，塔的后面是佛殿。

据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章第四节:“据记载早期中国佛寺的平面布局大致和印度的相同，以塔藏舍利（佛的遗骨），是教徒崇拜的对象，所以塔位于寺的中央，成为寺的主体。以后建佛殿供奉佛像，供信徒膜拜，于是塔与殿并重，而塔仍在佛殿之前。永宁寺正是这个时期佛寺布局的典型。”并指出:“这种平面方形，四面开门，中央建主体建筑的布局方法，是从印度的佛寺得到启示，同时结合汉以来的礼制建筑而发展起来的。”

佛教在传入中原地区以前即传播到了今天我国的西部地区—新疆一带。并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那里的佛教十分流行，建立了许多佛寺。因此，这一带成为佛教向中原地区传播的中间站，印度来华僧人和内地西行求法僧人大多要经过这一地区。根据文献记载和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古代的于阗、鄯善、疏勒、龟兹、焉耆、高昌、哈密等地区，都有不少属于这一时期的佛教寺院遗址。而且，当时那里的佛寺都具备相当大的规模，数量也相当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