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能海法师
任杰
能海法师是一位品学兼优、爱国爱教的僧人。1942年秋至1956年秋,我依能海法师学经十余年,法师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解放前,法师从不与国民党官员来往,也不准他的弟子同当官的往来,拉关系。1949年夏,峨山砖殿修复,法师率弟子到新修的慈圣庵安居,为普贤铜像装藏。安居圆满后,法师先回成都,两位上座僧人①后来随某军长夫人的车回到成都。为这事,他们受到法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其中一人,还被遣送到绵竹县西山云雾寺静坐,不准出山。法师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他的弟子,认为这是佛制。
但是,法师对共产党和党的革命事业,却怀着深厚的同情。他常说,共产党拯救人民大众出苦海,这是好事,我们佛教徒应该拥护。成都解放前夕,有一位僧人从上海来到近慈寺,对大伙说“共产党要消灭宗教”,法师知道后,立刻叫当事人把他赶走了。还有一次,法师在彭县修舍利模型塔,当时彭县一带住着刘文辉、潘文华和邓锡侯的起义军,成都的一些进步人士,以及共产党的代表也在那里。县城里显得十分平静、繁华,人们很高兴,到处都在谈论解放的事。法师和一些僧人也在一起议论解放的事。就在这时,监工修塔的僧人演仲跑来对法师说:“赶快把塔顶安上吧,不然共产党来了……”没等他把话说完,法师就生气地说:“来了怎么样,中国人嘛,又不是外国人!”法师对共产党始终是信任的。第二天,不知为什么,法师忙着回成都,我们六七人急急忙忙走了两天,到成都文殊院时已是傍晚。法师不顾旅途疲劳,冒着细细小雨,急忙出去会人,这是法师第一次到俗人家会人。后来我才知道,法师是去设法营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一位同志。他叫王干青,四川绵竹人,是法师的同乡好友。在彭县时,法师就托人营救,现在又亲自跑来救助,但时已太晚,据说那天晚上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解放后,我们得知“十二桥惨案”中有王干青烈士(《成都日报》登有消息)。后来,法师专为“十二桥烈士”念经,以示超荐哀悼。
1948年,法师在新都宝光寺时,有个叫成佛的僧人,国民党特务怀疑他是共产党员,不久就将他抓走了。后来法师千方百计托人把他救了出来。法师还营救过一些革命人士。当时常有一些青年人到寺里来住,后来听说他们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
法师积极拥护支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西藏色拉寺堪布阿旺嘉措,因反对西藏亲英派搞西藏“独立”,遭到反动派的迫害,弟弟被亲英派杀害,自己被迫化装逃到内地,到南京找国民党政府,国民党不仅不支持反而给他难堪。1949年夏天,阿旺嘉措到近慈寺,法师把他安置在成都一位居士家里,保护了他。成都刚解放,共产党就把阿旺请出来,给予妥善安置和照顾。
成都解放不久,寺里来了几位解放军,据法师身边的侍者说,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人,来见法师,商谈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法师给西康、西藏的友人写了一封信,说明共产党保护宗教的立场,要他们配合进藏部队,和平解放西藏。同时,法师建议进藏部队要执行宗教政策,还建议把班禅接到北京来。过了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又来信,要法师一同进藏。法师年老体弱不便同行,即派刚从西藏回来不久的隆果随军进藏。
全国解放后,法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又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过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会议。他拥护并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社会主义道路,号召僧人爱国守法。1951年法师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听到四川土改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给近慈寺的僧人,要他们遵守国家法令,分土地时不要和农民争,如果田不够种,可以上山造林,还可以搞一些畜牧业。在五台山清凉桥,法师不收中国佛教协会每月补给的500元钱生活费,自力更生,带领我们上山种了几十亩土豆和蔬菜。春天,法师率领大众上山种树,并刻有造林碑,以资鼓励,把植树造林作为长期的计划。1955年,在法师的倡导下,我和当家一起,集资购买了30多头牛和1匹马,办起了畜牧场。第二年就产了10多头小牛,做到了生活自给。1956年春,五台山宗教事务处召集全山各寺有关人士参加社会主义学习。临行前,法师一再嘱咐我们:“去了要好好学习。不学习社会主义,就走不好社会主义道路。”他还说:“僧要像僧样,穿着要整齐。”边说边检查大家的服饰。在法师的教导和鼓励下,我们通过学习,思想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以后我又去北京,进中国佛学院学习。其后几年,法师每次来京开会,我都去看他,见面时,他总是谈会议精神,向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勉励我努力学习。
①佛教称谓。对法腊(出家年岁)高者的尊称。或对有德行僧人的尊称。
198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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