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和历史发展趋向

　　王志远

　　任何社会形象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存在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对社会形象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历史的趋向,将决定社会形象的取向。中国佛教身在世间,概莫能外。

　　迈入21世纪已经是第七个年头,21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已经越来越清晰。胡锦涛主席于2005年9月在联合国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在2006年新年献词中重申:“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个重要倡导,已经成为指引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具光明色彩的主张,与伴随反恐而来的极端思维、单边主义、霸权主张,形成鲜明对照,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的认同。发展与和平,依然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主流。

　　胡锦涛主席的这样一个针对世界的主张,恰好是国家内政的逻辑性合理延伸。近年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使构建和谐社会的体系日趋完善。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民经济将发展得又好又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将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推进。总之,建设民主与法制日益健全的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奔向小康,是中国社会21世纪的既定方向。

　　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趋向,不可能脱离中国社会,而只能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同步前进。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和而不同。和谐的目标,不是荡平天下,不是整齐划一,不是党同伐异,不是画地为牢。和谐的目标,是求同存异、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共同发展。因此,在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阶段、历史环境中,中国佛教的发展趋向必然是构建和谐的中国佛教,在和谐的基础上推动发展,在发展的前提下创造和谐。我们需要的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

　　中国佛教的历史传统,也是和而不同,自古已然。隋唐之前姑且不论,仅隋唐期间涌现的八大宗派,以及其中禅宗一系的“六家七宗”,都展现了中国佛教的活力和风貌。假如只有一个思想、一个宗派、一个体系、一个传承,中国佛教将会是何等枯燥干瘪,或许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重蹈印度佛教的覆辙。中国佛教的兴旺辉煌,恰好在于宽容大度、海纳百川,不闭塞、不保守、不墨守成规、不拘泥成见,在把握基本教理教义的前提下,敢于冲决一切网罗,创造新思想、新体系、新观念、新法门、新作派、新风气,推崇新人物,建设新宗派。清末民初,着名的革新志士,同时也是着名的佛学家、坚定的佛教徒谭嗣同,就在《仁学》一书中把佛教列入最具蓬勃生机的力量之一,对佛教在社会中应起到的作用,寄托了建设新时代的期望。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1],应该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在创造中国佛教社会形象的历史进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是历代先贤之所作为。没有智顗大师的判教理论和止观实践,就没有中国佛教八宗的肇始;没有慧能大师的《坛经》典籍和神会禅师的终生弘传,就没有禅宗的百世延续,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是做出来的,不是树出来的。“大树特树”,早已被历史证明不灵,不如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知行合一,六度圆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人天师表,教化十方,普度众生。

　　佛教在中国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不仅仅属于佛教自身,而是属于几乎整个民族,几乎所有民众,尽管中国并不是全民信仰佛教,也不是政府规定信仰佛教,但是,对佛教的关注,绝对不仅仅限于信奉者。佛教的兴衰浮沉,关乎国家安全、民族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因此决不可以掉以轻心,或仅仅视为私事。如果只有佛教自己关注自己,他也就失去了社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中国,唯一被称为“社会财产”的财产,是佛教的财产。在中国,佛教的信仰是不受教徒登记限制的信仰,佛教的语汇是民族语言中至今俯拾皆是的语汇。佛教及其文化,理所当然的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心中国佛教的权利和责任。因此,并不奇怪的是教外人士甚至比教内人士更关心佛教,在家人与出家人一样参禅悟道,这几乎已是司空见惯。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即从杨文会肇始;中国佛教协会的建立,离不开一大批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人士的倡导成就;“文革”之后拨乱反正,更仰赖赵朴初居士力挽狂澜,替天行道,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为今天中国佛教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造就了人才。这也可以说是佛陀在世时的优良传统。戒律的出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民众或大德向佛陀提出意见或建议后才制定的。[2]因此,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而言,不仅需要教内的自觉,也需要教外的建言甚至监督。所谓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就是佛教在民众中的形象,而不是佛教自己阐释描述的形象,民众亲身感觉到的、亲耳聆听到的、亲眼观察到的、内心深切感受到的形象,才是佛教的真实形象。

　　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要靠慈悲、风骨、操守、修为、德行、学养、襟怀、风采、气度、性情和着述、教习、布施、功德等所有真实成就去创造,而不是靠地位、职务甚至金钱去攫取,更不能靠政令去维持,也不需要辩论、批驳或解释。“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才是一座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永远的丰碑。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检验中国佛教社会形象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发展的认可,是人类历史的认可,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认可。

　　我作为一名从事佛学研究30年的学者,对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好形象应该如何创造?仅提出以下拙见:

　　一、佛教团体的社会形象

　　佛教团体应以加强自身建设为主,发挥四众弟子的各种优势,发挥团结各界、沟通上下的桥梁作用。佛协不是行政机构,不能建立自上而下层层辖制的垂直领导。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建立佛教干预政治的制度,实为中国佛教之大幸。“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三武一宗”灭佛固然不可取,但是,中国佛教恰好从中汲取了历史教训,远离权位之争,为佛教赢得了生存的空间。中国本土的大部分地区自古政教分离,实为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也是宗教之幸,免去触及世法而遭灭顶之灾的许多可能性。及至当代,政教分离更成为现代文明的一种标志。各级宗教领袖参加人大、政协,是适应国情民意的需要,参政议政,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决不能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当作一种官阶来看、来当、来争,同样也决不能把在任何一级佛协的职务身份当作一种官阶来看、来当、来争。离开会场,献出议案,一定要归位,归到僧团的本位上来。僧众和群众,对于佛教界的一些人得“官”忘本现象深恶痛绝,指斥甚多。这是影响中国佛教形象的第一条。“山有高僧,国有贤相”,中国佛教应该保持冷静观察世道人心的超越地位,成为有助于提升世道净化人心的清凉剂,而不能把中国佛教变成另外一个角逐激烈的名利场。

　　我认为,在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展佛教团体和寺院的正当合法宗教活动是迄今为止行之有效的。紧紧依靠当地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特色越突出,生命力越旺盛,对地方的贡献就越大,对中国佛教的整体形象而言就是真正的繁荣。涓涓溪流只会为每一处都市乡村增光生色,当他们一同汇入滚滚江河时,神州大地会因此变得更美好。

　　对于中国佛教的未来,也要运用科学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发展,就要有开放的心态,要承认多极化、多元化、多样化。不能规定只能如何,不能如何;能与不能,要经历实践的考验。据我观察,中国自北向南,自东向西,仅就汉传佛教而言,在同一面佛教的旗帜下,已经出现了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口号,不同的法门,不同的佛门领袖身边都聚集着不同的信众。诸如生活禅、少林禅的不同弘扬方式,以及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普陀山佛学院、太姥山佛学院等佛教人才基地的不同研修学风,都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不可替代。就目前的国情而言,一些寺院的管理经验确实值得借鉴,但是,各地都需要结合实际,创出适合自己地区的路径,没有必要强行推广。青海在搞“平安寺院”,非常有意义、有价值、有效果,但是,不一定全国都来搞一遍。

　　中国佛教发展的核心也要以人为本,首先是尊重宪法赋予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利,其次才是行规。行规不能大于国法。行规不能剥夺公民信仰哪一种宗教的权利,也不能强制推行信仰的具体模式。中国佛教,主要指其中的汉传佛教,历来以“素食、独身、僧装” 以及聚居寺院为传统特征,但是,随着时代发展、观念变化、公民意识觉醒,这些传统特征正在面临挑战。素食,仅汉传佛教自梁武帝以来坚持;独身,在各系佛教中不乏例外;僧装,常常不得不换成便服;寺院,已经被无数精舍包围。这种严酷的事实,如何应对?其实,“说是佛教,即非佛教,是为佛教”,佛教般若思想早已把道理说透,只是事到临头,人们往往难以接受。从原始佛教至今,佛教已经经历了多少发展变化,哪一段是正?哪一段是邪?孰对孰错?所以,佛组留下的不是教条,而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三法印,无违法印的,都可以成为法门。汉传佛教的主体僧团,可以坚持“素食、独身、僧装”以及聚居寺院的传统,严守戒律;但是,以公民个人信仰身份出现的所谓佛教,也会在未来持续增长。这将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向之一。天台宗认为:“去无明,有差别”,认识差别的必然性,也就解脱了因差别而来的烦恼。至于所谓“大陆僧人娶妻生子”,不能算是诽谤,只能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我们具备“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心态,可以任凭别人去骂。况且,民众深恶痛绝的不一定是日本僧人那种公开的建制,而是中国僧众中“当面人,背后鬼”,金屋藏娇的伪君子。这种伪君子遭人唾骂,何须我们来为他辩解?如果从人性的角度看,倒是可以考虑为这类人开辟一种摆脱“伪君子”窘境,既不脱离佛教,又不至于遭人唾骂的合理制度。这将会化不和谐为和谐,也是履行宪法赋予公民的宗教信仰合法权利吧?

　　总之,要整肃,也要宽容。给希望整肃者以整肃,给期望宽容者以宽容,共同信仰,不同形式,把宗教信仰真正变成公民自己私人的事,基督教在德国由路德做到了,佛教在日本由明治做到了,中国佛教迟早要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个时代已经不远了。那时候,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只会更好,更分档次,而不是更差。

　　二、僧侣个人的社会形象

　　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不是抽象的,除去佛协之外,就是僧人。

　　我认为僧人应该具备“三色”:

　　第一是本色。叶小文先生不久前在五台山讲,僧人要:爱国守法,学经讲经,以戒为师,刻苦修行,争当典范。我很赞成,这才是僧人本色。

　　第二是出色。叶小文先生讲“争当典范”,大约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也可以理解为“成佛作祖”,志向愿心都更远大浑厚一些。

　　第三是特色。我在上文中提到:只要紧紧依靠当地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特色越突出,生命力越旺盛,对地方的贡献就越大,对中国佛教的整体形象而言就是真正的繁荣。涓涓溪流只会为每一处都市乡村增光生色,当他们一同汇入滚滚江河时,神州大地会因此变得更美好。

　　除此之外,既然是讲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佛教有四众弟子,有关联密切的教外学者,那么信教群众的社会形象、佛教学者的社会形象,就都应该在本文的探讨之列,但是篇幅所限,暂存而不论。

　　十年前,我曾经公开发表文章[3]指出:“从中国的现状来看,人口众多,而且文化、修养、素质差距极大。在政治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极需要建立一种以共产主义教育为主导的包容多种规劝形式的庞大的多层次的教化体系。应该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意义的对“教”的解释:神道设教、巡民教化。以期对整个社会的心灵整合起到润滑和调节作用,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取向的各类人的各方面的精神的和心灵的需求。”

　　我同时认为:“出家人,他们中的领袖人物应该是政治观点鲜明、宗教立场坚定、文化修养出色、奉献精神彻底的杰出人物。出家人要具备常人所具备的学识本领、学历、学位,还要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戒行悟解、法腊法愿。在中国,若有十位海内外知名的大德,百位教化一方的高僧,千位定慧双修的僧众,佛教何愁不兴?而且洋洋13亿人口之中,出现这样一批人物又有什么不好?”

　　借重关于中国佛教社会形象的论坛,我对中国佛教在新历史时期的发展更深入地进行了思考,征求了四众弟子的意见以及教外人士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必须适应时代的进步,从理论方面有所推进。人生佛教、人间佛教,都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从提出到如今,历经七八十年,这个世界已经是沧海桑田,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急切需要有新理论、新思想、新主张、新思维,来促进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此,我认为,在未来的历史新阶段中,应该以“人本佛教”作为引导中国佛教的旗帜。“人本佛教”的内涵,集中概括就是:以人为本,四众和合,契理契机,依法弘教。应该深入开掘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起码必须具备五个方面:清净庄严、悲智修证、和而不同、辅世教化、敦睦邦交。我相信,只有新理论、新思想、新主张、新思维,才能产生新动力,推动中国佛教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经济社会的完善,作出新贡献。

　　我祝愿中国佛教正本清源、扶正祛邪、固元培本、稳步发展,我祝愿每一座寺院、每一个僧团在地方的理解和支持下都能枝繁叶盛,我祝愿早日见到中国佛教多元化、多极化、多样化的局面。那将是中国佛教以充满健康活力、充满慈悲爱心、充满菩提智慧的社会形象,与中华民族一道迎来伟大复兴,真正重振钟鼓的时刻。

　　[1]“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西周末年由史伯提出的一种关于世界起源的朴素辩证法观点,意思是指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如悦耳动听的音乐是“和六律”的结果,香甜可口的佳肴是“和五味”的结果。 和谐才是创造事物的原则,同一是不能连续不断永远长有的。把许多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使它们得到平衡,这叫做和谐,所以能够使物质丰盛而成长起来。 出自: 《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

　　[2] [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四,《大正藏》第二十四册,第223页。佛遣学时,苾刍随在房中、廊下、门屋、堂殿,悉皆学习吟咏之声。长者入见同上讥嫌,白言圣者,乾闼婆城未能舍弃。复往白佛。佛言:应在屏处学吟咏声,勿居显露。违者得越法罪。

　　[3]《中国宗教改革刍议》发表于1997年《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宗教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