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家十一年，在佛学院就呆了七年。对于佛教教育，我有不少亲身的感触，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不管说到什么，首先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上的先贤大德。关于佛教教育，那就是太虚大师。他是近代佛教教育的核心人物，他对佛教教育的贡献，我们要永远牢记。虽然说他的事业后来看起来是失败了，但是这事业的影响是深远的。

　　目前我们的佛教教育的现状怎么样呢？要想对现在的佛教教育作出客观的评价，第一点，我们对佛学院教育的成绩应该肯定，这一点老被忽视。若我们不肯定这一点，就会背着这么一个大包袱，是肯定做不好佛教教育这件事的。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象现在佛教界，从事寺院管理、佛教协会的工作、讲经弘法、对外交流等各项佛教事业的出家人，大都读过佛学院，这个谁也否认不了。

　　当然，现在的佛学院有不少的毛病，佛教院校规模太小，质量差……还有，在学生方面，素质上普遍比较低；在教学质量方面，由于师资的缺乏、不稳定，所以许多课程只能按老师而定，有什么课的老师就开什么课，没法按照教学大纲开课；在教学方法上，还是灌输式教学，不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无法引起学生进一步学习与研究的兴趣；在师资方面，许多任教的老师都是刚刚毕业的学生，知识还没有经过消化与提高，所以往往只能照本宣科；在知识的广度上，因为老师本身自己学习时间就太短，对佛法的整体把握与外学知识都不足，所以授课时不能触类旁通；在讲课方法上也不规范，许多老师本身出自佛学院，没有接受一些授课方法的训练，所以讲课很难生动活泼，很难吸引学生。从全国佛学院的体系来看，有着严重的各自为政现象，使得许多学僧无法受到系统的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各佛学院都没有侧重点……这都是问题。

　　可是，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是不是就是佛学院不好？这问题的根在哪？其实怪不得佛学院，根子在整个佛教界。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佛教教育重不重要？都知道重要。应不应该重视？当然应该重视。但重视了没有？不能说没有，佛教领导人总是在强调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只不过是没有兑现罢了：花大钱修佛像、建庙宇、办法会，投向教育事业的则不多。因为修佛像、建庙宇、办法会这些事热热闹闹，花钱就当听响声也听到了，可办佛学院却是花了钱连响也听不到的。现在的佛学院是“私人办学”，而教育事业是全体佛教界的事，这样，经费问题就是大问题。各地寺院的经济都有独立性，佛教资源就没法整合运用。

　　还有，佛教界的门派子孙观念、资格辈份观念、对佛学院的误解等，都使得他们不太愿意接受佛学院的毕业生。现在佛教界的青年人才有不少到国外深造，而回国者不多，是不是这些人在外边儿转了一圈看不上国内了？他们贪图国外的条件了？不否认有这样的人，但我们佛教界创造了哪些条件将这些人引进国内呢？比如，社会上有人才引进机制，但我们佛教界却怕人才，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人才是教育事业的关键环节，要是用人机制不改进，佛教教育也难以发展。现在人都不愿当法师，为什么？当法师太吃亏了，在社会上，老师能从讲师升到副教授、教授，相应的待遇随着职称在改变，而我们的法师讲十年二十年一直是法师，还是住在破烂的屋里，不一定比得上住在寺院几年的出家人，讲奉献也得有个头吧？

　　现在的佛教教育该怎么弄？两条原则：契理与契机。契理就是要继承，我们就要深入经藏，对古人的东西进行系统地学习、研究、整理；契机就是发扬，我们是把佛法的精神与现在的社会现实结合好，对现在社会思潮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就是新型的佛教表现形式。具体有以下几点：

　　我们现在太多的出家人，在内心中没有作为人天导师的信心与骄傲，没有尊严，尤其在政府官员及社会贤达面前，阿谀奉承、低三下四，这就把宗教的神圣性丧失了，这么一来只能让人鄙视，凭这样的心态还想去化世导俗？还想去住持佛法、弘扬佛法？作梦去吧！

　　所以，佛教教育的重心，应该是培养出家人自信、自尊、自重、超尘脱俗的僧格。在丛林生活中也好，在佛学院也好，都要时刻向后学者灌输作为一名出家人要有自信心、自尊心这个观念，让后学者体会到佛法的尊严与出家的神圣。咱们要是自己不尊重自己，那就没法要求别人来尊重我们。我们要培养学僧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让出家人都有住持佛法的责任与信心，要求出家人能够放眼未来，确定远大的理想，同时又不回避现实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这种忧患意识与责任感才是促进年轻一代自觉向上最大的动力。

　　按说，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本来是有许多交叉的地方，但是，二者毕竟不一样，现在的丛林大都是整天叮叮当当忙于经忏佛事、旅游服务等，刚出家就得披挂上阵，哪儿有时间学？而学院呢，知识是传授了，可在学院中是哥哥带弟弟式的，这样的团体生活缺少上座大德的摄受。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佛教界倒是提出“学院丛林化”的口号，但是它的可操作性太差：学院教育时间短，目的性很强，很难把丛林生活引入学院生活。如果说一个出家人有三、五年以上的寺院生活经历，接受了丛林道风的熏陶，先是一个象模象样的出家人了，然后又去佛学院学习，这样就会好些。现在许多佛学院招生时说是要求出家一年以上，但实际上有不少是才刚剃头的。

　　再者，其实一些有条件的丛林目前完全可以举办有专门特色的教育，如律学院、禅学院等，突出以实践行持为主，以理论学习为指导。律学院专门讲授戒律，弘扬佛教戒律的精神、开遮持犯，并且通过日常的持戒及作法，培养传戒、讲戒等戒律专门人才，这对于扭转戒律不振、传戒不如法等现象具有重要的作用。禅学院以禅修为主，通过讲授有关禅学理论，造就真正解行相应的禅修专门人材，这是对佛学院通才教育及现代教育的有力补充，而且能够为佛学院培养一些专门的人才，如讲授戒律、指导禅修的老师，也能为佛教界输送这样非常需要的人才。这多好了。

　　佛教界强调“学修一体化”，但到底什么是修？现在可以说大都是认为早晚上殿、半月诵戒，说这就是修；也有人认为佛学院的学习便是修行，因为闻思正法本身便是修行。这些不同的说法，对贯彻“学修一体化”只能造成困扰。

　　其实，从佛法修行本身的特点来说，修并不是早晚功课、念佛等，而应该是“禅修”。在现在，最能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饥渴，安定人类的心灵，纠正当前佛教在修行上的误区的，是佛教的禅修。禅修主要启发我们在心性上的体会，容易引起切身的感受，增强我们的信心。禅修对于修证法门缺位的现代佛教来说，是振兴佛教的核心与重点。对于化世导俗来说，提倡禅修具有时代的对治性与因缘性。

　　将禅修教育纳入佛学院系统，来开设有关课程，是必须的，天台的《六妙法门》、南传的《清净道论》是很重要的禅修指导典籍，《六祖坛经》以及“参话头”、“默照禅”等修行理论，这都是禅修的课程应开设的。

　　按说，佛教教育是应该造就专事学术研讨的人才、专事弘法的人才、从事寺院管理的人才、从事如说而行的实证人才的。这些人才确实是佛教发展的所必需的人才。但是，我们实际上是不可能要求培养出来的人都十全十美，不能要求他们既能从事学术研究，又能从事弘法教学；既能管理寺院，又能如说而行。在现在这么一个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对人们专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社会所需要的是多元化的各方面人才，佛教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而存在的，所以佛教也是这样。那么，咱们佛教界也必须提供一种宽松的环境，让各种人才都能自由的发展。

　　所以，佛教前辈大德应引导有特殊才能的人，在各自领域中发挥作用，尽量减免人才错位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要是他有学术研究的能力，就给提供安静的环境、丰富的藏书、充足的时间，来让他研究、探讨；要是他有弘法的热情与才能，就让他作弘法的事。可现在倒好，老把人当成全才。他有学识，老和尚就以为他肯定也能管好庙、搞好对外交流，让他一弄，使他既没法从事学术研究也管不好庙，一塌糊涂。老和尚们也是，这本来是你弄砸锅了，可是他不怪自己不会用人，却去怪佛学院，说佛学院培养不出可用的人。

　　人才成长是有自身内在的因素、规律，但咱们佛学院有责任与义务引导、培养。二战以后，教学设计已经渐渐发展成了一门完整的学科，所以在课程设置等方面必须花一些功夫，不能太过随意。初级佛学院可开一些基础知识之类的课程。中级佛学院，可开设一些寺院管理、外事交流、教务等方面的课程，如清规与丛林制度、佛教经济学、佛教史、佛教与现代社会、宗教政策等。高级佛学院，除了一般通才的教育以外，就要侧重于学术研究人才与弘法人才的培养，所以在必修课程之外，还要开一些佛教教育学、佛教心理学、佛教文献学、佛教哲学、佛教逻辑学、演讲与写作技巧、梵文、巴利文、藏文、英语、日语等选修课程。真正的学术研究人才与教学人才，这四年还不够，研究生则是必须的，这时就是加强本身专业的训练，吸收国内外已有的成果，注重语言的学习与运用。

　　总之，佛教界对专门人才的重视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弘法教学人才与学术研究人才，这是我们目前最缺最急需的人才。对于弘法教学人才的缺乏，佛教界心里都明白，但都不知道该怎么弄。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寺院，这么多出家人，可是经常讲经、举行讲座的道场有几个？能够上台为大众说法的出家人有多少？寺院整天忙于经忏佛事、旅游接待，很少举办讲经弘法法会，这样很不利于弘法人才的培养。

　　还有，我们自身底气不足，对海外的法师，总觉得“外来和尚会念经”，我们大量复制一些海外法师的音带、录像带，其实有些也是粗制滥造。我们对国内法师的弘法熟视无睹，这样，对国内年轻法师负面影响不小，这是不对头的。

　　对于讲经法师的缺乏，我们会去把人送到新加坡，三个月的集训就想训出一个讲经师，这只能是梦想，根本就是违背事物成长的规律！

　　现在佛学院师资力量缺乏，怎么解决？我们要将最优秀的学生留下来，给予专业上的继续培养，同时还要加强教育学以及教育心理学的学习，使他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除了这之外，我们还要建立教师晋升制，刚才我提到，社会学校有等级晋升制，用它来激励年轻的教师，而佛教界并没有在待遇、称号等方面给予相应的尊重，社会上的老师，他可以从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并且在待遇方面随之相应的不一样；而出家的法师则永为法师，待遇也没什么变化。虽然出家人不需要这身外之物，但这是不平等。所以，建立教师晋升制以激励年轻法师，也是需要的。

　　对学术研究人才什么样呢？更麻烦。一方面对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持否定态度，一方面又觉得学术研究有价值。所以，佛学院的目标中有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但是并没有开设必要的课程加以指导，这就使学术研究成了社会学者的专利，这样就抑制了佛教教育事业。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厘清佛法的义解与学术研究的区别。

　　佛法的义解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首先是目标不一样，学术研究主要偏重于思想理论体系的分析、历史考证，以其本身作为目标；而佛法的“义解”则是通过阐释与探讨而作为修行实践的指导，所以“义解”只是佛法修行的前阶段，而最终是进行实践修证的。它们的思惟方式也不同，学术研究是把佛法作为一种客观对象处理，佛法的义解与佛法之间并无主客之分，义解是弘扬佛法的一种手段，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佛法的共世间与不共世间。

　　虽然佛法的义解与学术研究不一样，但我们要认识学术的价值，它对我们理解佛法有很大的帮助，可以提高人们对佛法的认识。我就不展开说了。

　　佛教界对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看法更乱。其实，出家人弄学术，更有优越性：出家人对佛教的教义及仪轨比学者熟悉得多，在修持方面有所体会，因此在这方面比社会学者具有优先性。再者，出家人毕竟是出家人，他要是在学术上有成就了，对佛教地位的提高与改善影响更明显。

　　现在有不少年轻的出家人出国留学攻读学位，只有极少数出家人进入国内大学，慢慢地将会多起来，但佛教界目前还没有一种机制，对这些人采取更好的措施，反而是任其放流，有的还加以反对或排斥，这对改变人才流失是不利的。

　　以上一些感受与想法，奉献给大家，希望佛弟子们的共鸣，使我们的佛教教育更上一层楼。“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我们真诚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