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截钱里的父爱

　　大学学费每年要6000元。

　　“我连假钱都没有一张。”爹说。吃饭时,爹不是忘了扒饭,就是忘了咽饭,眼睛睁得圆鼓鼓的,仿佛老僧入定,傻愣愣地坐着。

　　“魂掉了。”娘伤心地说。

　　“在这边住茅草屋,去那边也住茅草屋算了!”突然,爹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和娘商量,但那语气不像是在和谁商量。说完,扔下筷子,放下碗,径直出去。

　　我知道,爹准备买掉为自己精心打造多年的寿方。在我们土族聚居的大深山里,做寿方是和婚嫁一样重要的事情,老人们常满脸严肃地对后生小子们叮嘱:“宁可生时无房,不可死时无方(棺材)。”山寨人一生最大也是最后的希望,便是有一副好寿方。

　　爹的寿方因为木料好、做工好、油漆好,在方圆几十里数第一。听说爹要卖,穷的富的都争着要买。

　　当天下午,一位本房叔父以2500元的高价买走了爹的寿方——爹最后的归宿。

　　“不反悔?”叔父又一次喜滋滋地问。

　　“不反悔!”爹咬着牙说。

　　当我离上学时,加上叮当作响的十来个硬币和写给别人的两三条欠条,竟有“巨款”5500元!另外,五亲六戚这个10元,那个20元,学费总算勉强凑齐了。

　　爹送我,一瘸一拐的——在悬崖烧炭烧的。

　　四天以后,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报了到。于是,爹厚厚的“鞋垫”变薄了。他脱下鞋子,摸出剩钱,拣没人的地方数了三遍,四百一十七元五角六分,他全给了我。我蜷在床上,像只眠的动物。生活费还差一大截儿,大学还有四年,我没心思闲逛。

　　八月的北京,三十多度,很“暖和”。爹和我挤在窄窄的单人床上,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又好像一整夜都没睡着。当我睁开眼睛时,天已大亮,爹早已出去了。

　　中午爹才回来。尽管满头大汗,脸上却没有一点血色。

　　“给,生活费。”推推躺在床上的我,爹递给我一沓百元钱币。

　　我疑惑地看着他。

　　“今早在街上遇到了一个打工的老乡,向他借的。”爹解释。“给你600,我留了200块路费。我现在去买车票,下午回去。”说完,又一瘸一拐地、笨拙地出去了。

　　下午,我默默地跟在爹的后面,送他上车。

　　列车缓缓启动了。这时,爹从上衣口袋中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十块钱,递给站在窗边的我。

　　我不接。爹将眼一瞪:“拿着!”

　　我慌忙伸手出拿。就在我刚捏住钱的瞬间,列车长吼一声,向前驶去。我只感到手头一松,钱被撕成了两半!一半在我手中,另一半随渐渐远去。望着手中污渍斑斑的半截钱,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仅过了半个月,我便收到爹的来信,信中精心包着那张半截钱,只一句话:“粘后再用。”